淵明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彭德懷則是出於生命本能的自然迴歸；陶淵明是歸隱，彭德懷則是尋根。這是我們在談到彭德懷農民情結時所必須強調的一點。

彭德懷的農民情結，還過多地表現在他對事物農民式的觀照方式上。他缺少哲人的遠見卓識和睿智洞察，而多是從本能的經驗出發，憑藉已有的結果來推測斷定事物或人事的功過是非。這一點，也許彭德懷自己也早已有所認識，在他的《彭德懷自述》一書中有這樣幾段話：

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幾次“左”傾路線中，王明路線時間是最長的一次。它以國際主義為幌子，穿著馬列主義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對王明路線，是在一個又一個的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後才認識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線對福建的態度，我才開始把它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作了比較的認識。

所以，直到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時，我才明確表示反對王明路線。

我對立三路線的認識比較早些，原因有許多，對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當時如果執行打武昌這一指示，三軍團有全部被消滅的危險，這是一個生與死的威脅。所以，對立三路線的冒險性，是從這樣一個具體行動上認識的。這種認識是膚淺的，不深刻的。

這種透過結果認識過程的認識問題的方法，一方面影響了彭德懷的主觀態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