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李曉華說：

“如今有了錢，但那時的苦日子我沒忘，我想為教育實實在在做點事，儘自己所能解決一些窮孩子的讀書問題。”

於是，在各類傳媒中，李曉華的名字便經常與“教育文化”連在一起。

一九九一年九月，教師節前夕，李曉華特意從國外趕回北京，將一批教學器材贈送給北京市教育系統；

華東水災，他損款一百萬元；

九九二年八月，他為希望工程捐款二百萬元人民幣，在北京市平谷山區建起一座現代化綜合學校。為此，平谷縣人民為他塑了一尊高七米、重十一噸的銅像，以表彰李曉華捐資助學的高尚情操；

一九九三年九月，他為北京崇文小學捐資一百萬元，設立“李曉華優秀教師獎勵資金”；

一九九四年三月，他向吉林省長春市捐款一百萬元，用以擴建長春市體育場；

一九九四年六月，北京酷暑，李曉華向崇文小學捐贈一批空調機；

一九九四年九月，他又向母校北京二十二中學捐款二百萬元用以設立獎學基金。

他還拿出三十六萬元，擔負河北省一千名失學兒童重返校園的經費；

一九九五年，又為黑龍江捐款二百萬元

累積至今，李曉華已先後向祖國教育、體育等公益事業捐助了近一千餘萬元人民幣。為此，他獲得了由聯合國頒發的“世界和平使者”的榮譽稱號，成為獲此殊榮的唯一中國人。他不圖回報的助教行為受到社會各界的一致稱讚。據有關文章記述，對此，李曉華說：

“投資教育是我回報祖國的最佳方式。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人口素質的提高，千頭萬緒，教育為本。在這方面，我最佩服的是陳嘉庚先生，並立志做一個他那樣的人。陳嘉庚先生幾乎捐獻了自己全部財產，致力於民族的教育事業，是前無古人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陳嘉庚先生毅然回國興教。他十分注重讓貧窮的子弟上學，他常說：‘一個國家讀書的人越多，教育就越發達，文明程度就越高。教育不振，則實業不興，國民生計日絀。’一九一七年，陳嘉庚在籌辦廈門大學所寫的一篇文章中說：“四萬萬人民的中華民族決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來日；及身不達，尚有子孫。’這幾句話雖寫於半個世紀前，現在讀來，滿腔愛國熱忱仍感人肺腑。一直以來，我把陳嘉庚作為我學習的楷模，去效仿他，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業。我立志向他學習，做一個他那樣的人。”

在李曉華的客廳裡，懸掛著一幅字：“義”。這是文化部副部長高佔祥欣然為他而作的。李曉華說：

“做人要講一個‘義’字，要重感情，知恩圖報。”

李曉華也正是這樣做的。

一九九五年仲夏的一天，李曉華在京投資的一座海鮮樓開業，各界賓朋早已陸續到齊，可主角李曉華卻遲遲未到。這令所有的人感到奇怪。一個小時過去了，李曉華還是沒有出現。原來，就在開幕式時間快到的當口，李曉華得知他幾年前結識的恩師宋局長突發重病住院。他來不及跟眾人打招呼立即驅車前往，並一直守候在急救室外，直到前輩轉危為安。這個宋局長便是當年力勸李曉華赴日求學深造的原一商局副局長，也是李曉華成功之後念念不忘的第一個人。宋局長經歷了高朋滿座到門可羅雀，只有李曉華這位億萬富翁依然是他家的常客。李曉華每有一項重大決策都會徵求宋局長的意見，並陪同局長到自己的企業視察，聆聽教誨。他說：

“宋局長過去是我的老師，現在、以後、將來永遠是我心中最崇高的老師。”

李曉華十分重視人情禮義。春節時，他到住家附近守衛使館區的戰士那裡慰問贈禮，讓公司職員取來數部“大哥大”，讓當班的戰士們與家人通話以慰思親之情；炎夏時，他也會親自將大批解暑物資給戰士們送去。時鮮水果上市，他會出其不意派人一車車地送給朋友們

有關文章記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不知從哪冒出一個興沖沖的小夥子，劈頭就問：

“您是李先生吧，請給我籤個名。”

嘴裡還不停他叨唸著讚美李先生的話。李曉華笑著對他說：

“我的簽名沒有什麼價值，不如我們隨便談談吧！”

小夥子執意堅持著自己的要求，臉上國激動而漲得通紅。李曉華認真地在他的本上寫了自已的名字，小夥子不無滿足地說：

“您再給我寫句話行嗎？”

李曉華思索片刻提筆寫道：

“好人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