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負責保管的代理出納主任張南輝承認自己失職，並願意賠償，卻始終不願說出金磚的去向。

楊粲三大為惱火，卻又不敢聲張。因為那時買賣黃金為非法，怕張揚出去被官方敲詐，反而引來大禍，只好忍氣吞聲，自認倒黴。

抗戰勝利後，聚行基本上不再買賣黃金。

我國早年實行銀本位制，兩、元並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改元廢兩後，銀錠成為商品。

一九三四年，聚行乃將重慶、萬縣庫存的銀塊、銀錠二十餘萬兩賣給四川省銀行，獲利一萬多元。

一九三五年法幣出籠後，銀元又成了商品。當時規定商業銀行可以公債四成、銀元六成向中央銀行領鈔。為此，聚行成都分行歷年購存的生銀七萬九千兩；漢口分行庫存銀錠七千五百兩，送交中央銀行摺合銀元，或運去上海鑄幣廠等地，用以領鈔。

一九三八年，日軍佔領武漢，群眾紛紛逃難，乃將窖藏金銀挖出求售，聚行又乘機大量收購。

直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明令民間銀元由中、中、交、農田聯總處統一收購後，聚行這一業務才告結束。

聚行歷年收購黃金不下二萬兩，生銀三十萬兩，銀元一千七百萬枚，為聚行帶來了鉅額利潤。

信託是楊粲三順應時代需要、衝破重重阻力開辦的一項新興業務。經商出身的楊粲三深知：商家不僅需要銀行提供資金週轉，還需要在商品流透過程中為他們作報關、運輸、保險、堆放等方面的服務。楊粲三審時度勢，於一九三一年首先開辦代理業務，一九三二年設立代辦部，將原外貿部人員全部轉入該部工作。一九三三年，為加強對代辦業務的領導，特任命留美專學保險業務的次子楊錫遠為總代辦主任。一九三七年，正式成立信託部，計劃四十萬元為基金，以擴大業務。

經營代辦業務，阻力重重。

在聚行內部，因為當時代辦部的主要業務是堆疊、保險、保管、報關轉運及代客買賣貨物等，業務繁雜而收入低微，所以許多人把報關行員視為低賤無能，不屑與之為伍；把上門兜攬業務說成是楊粲三要“銀行職員當窯姐兒（妓女），到處拉客”。針對這些錯誤的言論，楊粲三首先為代辦員正名，認為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後分工越來越細的必然結果，是大勢所趨；然後要求營業員放下大銀行的架子，上門招攬業務。為大張旗鼓地宣傳信託業務，推動信託業務的發展，楊粲三特地將一九三六年定為“信託營業年”，將代辦業務列為銀行的主要業務。

在聚行外部，代辦部開辦的代買代賣貨物業務也遭到了商幫行會的抵制。重慶分行替上海商家代銷棉布，萬縣分行替裕華、沙市兩廠代銷棉紗，均遭到匹頭商和紗幫的拒買，認為聚行是搶了他們的生意，砸了他們的飯碗。楊粲三聽說後，並不氣餒，乃鼓勵聚行人員不計勞累，抱著貨物到商店推銷，讓利於商家，廣結購銷合同，終於打破了壟斷，開啟了代買代賣的局面。

頂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楊粲三一手倡辦的信託業務顯示出勃勃生機。在一九三六年“信託營業年”中，代買代賣業務達四千四百一十七筆，報運進出口貨物十二萬多件，貨值一千二百四十三萬元，全年純益十四萬元，佔當年全行純益的三分之二。

“信託營業年”使楊粲三嚐到了甜頭，更堅定了他經營信託業務的決心和信心。一九三七年信託部成立時，他指示各分支行處“要像儲蓄業務那樣，力謀代辦業務之發展，將來未可限量”。他甚至斷言：

“將來商業銀行勢必以此為中心。”

抗戰的爆發更成為聚行信託部興旺的契機。當時，上游各匹紗、百貨商家爭相委託聚行在上海搶購；下游各廠商也紛紛委託聚行將貨運川代賣。聚行乘勢將報運、保險、堆放等業務一併攬來，一時門庭若市，應接不暇。

正當聚行信託業務蓬勃發展之時，一九四０年，國民黨政府明令取締商業銀行代客買賣貨物的業務。聚行信託業務受到扼制，由盛而衰，以致不起。

雖然楊粲三的信託業務受到限制而衰敗，但他在四川頂著阻力首開信託業務，與他早年首創儲蓄業務一樣，被譽為楊粲三開辦銀行的兩大成功範例，在四川乃至全國的金融史上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經過以上各種業務的大發展，到了一九四三年，聚行的資本總額已由一九三七年的二百萬元法幣增至一千萬元法幣；全行的資產總額已達四點五九億元法幣，為資本總額的四十五倍多；國內的分支機構發展到三十三個，員工一千三百多人，成為首屈一指的川幫銀行，在全國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