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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秋，祥子的病已不允許他再拉車，祥子的信用已喪失得賃不出車來。他作了小店的照顧主兒。夜間，有兩個銅板，便可以在店中躺下。白天，他去作些只能使他喝碗粥的勞作。他不能在街上去乞討，那麼大的個子，沒有人肯對他發善心。他不會在身上作些彩，去到廟會上乞錢，因為沒受過傳授，不曉得怎麼把他身上的瘡化裝成動人的不幸。作賊，他也沒那套本事，賊人也有團體與門路啊。只有他自己會給自己掙飯吃，沒有任何別的依賴與援助。他為自己努力，也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等著吸那最後的一口氣，他是個還有口氣的死鬼，個人主義是他的靈魂。這個靈魂將隨著他的身體一齊爛化在泥土中。
北平自從被封為故都，它的排場，手藝，吃食，言語，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動，去找那與天子有同樣威嚴的人和財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島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熱鬧的天津在半夜裡也可以聽到低悲的“硬麵—；—；餑餑”；在上海，在漢口，在南京，也都有了說京話的巡警與差役，吃著芝麻醬燒餅；香片茶會由南而北，在北平經過雙燻再往南方去；連抬槓的槓夫也有時坐上火車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貴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漸漸的失去原有的排場，點心鋪中過了九月九還可以買到花糕，賣元宵的也許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鋪戶也忽然想起作週年紀念，藉此好散出大減價的傳單經濟的壓迫使排場去另找去路，體面當不了飯吃。不過，紅白事情在大體上還儲存著舊有的儀式與氣派，婚喪嫁娶彷彿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場。婚喪事的執事，響器，喜轎與官罩，到底還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趕上的。出殯用的松鶴鬆獅，紙紮的人物轎馬，娶親用的全份執事，與二十四個響器，依舊在街市上顯出官派大樣，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華與氣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著這種殘存的儀式與規矩。有結婚的，他替人家打著旗傘；有出殯的，他替人家舉著花圈輓聯；他不喜，也不哭，他只為那十幾個銅子，陪著人家遊街。穿上槓房或喜轎鋪所預備的綠衣或藍袍，戴上那不合適的黑帽，他暫時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微體面一些。遇上那大戶人家辦事，教一干人等都剃頭穿靴子，他便有了機會使頭上腳下都乾淨利落一回。髒病使他邁不開步，正好舉著面旗，或兩條輓聯，在馬路邊上緩緩的蹭。
可是，連作這點事，他也不算個好手。他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既沒從洋車上成家立業，什麼事都隨著他的希望變成了“那麼回事”。他那麼大的個子，偏爭著去打一面飛虎旗，或一對短窄的輓聯；那較重的紅傘與肅靜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動。和個老人，小孩，甚於至婦女，他也會去爭競。他不肯吃一點虧。
打著那麼個小東西，他低著頭，彎著背，口中叼著個由路上拾來的菸捲頭兒，有氣無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許還走；大家已走，他也許多站一會兒；他似乎聽不見那施號發令的鑼聲。他更永遠不看前後的距離停勻不停勻，左右的佇列整齊不整齊，他走他的，低著頭象作著個夢，又象思索著點高深的道理。那穿紅衣的鑼夫，與拿著綢旗的催押執事，幾乎把所有的村話都向他罵去：“孫子！我說你呢，駱駝！你他媽的看齊！”他似乎還沒有聽見。打鑼的過去給了他一鑼錘，他翻了翻眼，朦朧的向四外看一下。沒管打鑼的說了什麼，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沒有值得拾起來的菸頭兒。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不知陪著人家送了多少回殯；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己來，埋起這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裡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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