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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廠以拍攝軍事題材故事片見長的華純，他所導演的這部《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除了保留全劇的歌舞精華，而且還利用電影藝術的視覺效果，把整個演出貫穿的大量音樂舞蹈，以非常簡潔、明快、緊湊的鏡頭和畫面，進行洗練的情節處理，以原劇已經設定男主角聲情並茂的演唱統領全片，還適當以雙胞胎當兵和戰地重逢的細節，進行恰當的點綴，從而使全劇更顯得生動。更為可喜和勇於探索的是，影片的拍攝跳出有限的舞臺，在攝影棚和實景當中進行遊刃有餘的穿梭、鋪延，還適當地穿插了一些大海汪洋、波濤翻卷、雲山霧罩、霞光萬道等絕佳秀美景色的空鏡頭，作為背景，以顯示出影片的宏偉氣魄和壯麗圖畫，這樣一來，虛實相互結合，從而形象生動地再現了中國革命的光輝歷程，讚頌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鬥志。影片於1963年12月拍攝完成，並在全國正式公映。

其實，在觀看空政集體創作演出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的一段時期內，周恩來就存在著一些想法：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好轉和建國15週年的慶祝，需要有一臺規模更大的文藝節目來迎接1964年的國慶盛典，來鼓舞人民和增強人民的鬥志，因此，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動機，便提上了周恩來的案頭。

60年代初以來，周恩來在多種場合提到：“在歌舞方面，我們還沒有搞出一個稱心的東西來。建國初期，看大秧歌還可以接受，現在還保持那樣的水平，就不行！”陳老總力主推薦周恩來到上海觀看大歌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以此促成了周恩來下定決心，為組織創作大型歌舞《東方紅》，提供了客觀的前提條件。擔任“總策劃”、“總指揮”、“總導演”的周恩來，的確為了《東方紅》的創作，耗費了他許多心血，這其中，同樣也包含著他的良苦用心。

眾所周知，1964年的中國文化藝術領域，從轟轟烈烈的前臺背後，出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候，文藝界的形勢已經相當緊張，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主席對文藝政策的兩個批示的發表，使文化藝術界開展的整風愈演愈烈；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康生、江青之流又對建國後“十七年”的文藝進行蠻橫的批判和無理的責難，無疑對建國後文藝界的人員來說是心存芥蒂。為此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在這樣一種令人壓抑的氛圍下，刻意籌劃和批准了一個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證明建國以來的文藝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想透過一批國內優秀的藝術家和權威人士，參加到《東方紅》當中來，為其藝術生命塗上一層“保護色”，因為以紅色為主基調的《東方紅》，是熱情歌頌共產黨、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主題的，這無疑是向內部敵對勢力的巨大挑戰。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是集音、舞、詩、畫等多元化文學藝術形式為一體的世紀舞臺經典，其創作是建國以來中國歌舞藝術的一次巡禮，同時，也是對廣大文藝隊伍的一次重要檢閱，演出效果達到了當時最高的藝術境界。

在大歌舞籌備創作之初，就調集了全國各文學藝術等門類的創作精英，搭建最強大豪華的藝術班底。大歌舞指揮部另下設各專業大組，即：導演組，組長：丁裡，《東方紅》舞臺總導演；文學創作組，組長：魏風；音樂編導組，組長：時樂蒙；舞蹈編導組，組長：查列；舞美設計組，組長：張敦仁；文學創作組成員另有喬羽、徐懷中、張士燮、章明、賀敬之、郭小川、陳光銳等人組成；舞蹈編導組則包括了以著名舞蹈家查列、胡果剛、金明、李仲林、李群、黃素嘉、孟兆祥等為首的30人，僅空政文工團的舞蹈隊就來了60多人，空軍司令劉亞樓明確表態：“排《東方紅》，我們空軍全力以赴，要人給人，要槍給槍。”

1964年8月12日，全體演員在北京西苑賓館報到，隨後，全面鋪開，分場次、段落幾十個團，責任“包乾”。北京地區所有文藝團體的訓練場館，以及各戲院、體育館、博物館，甚至旅館大廳都用作訓練用地，以供應演員分場次的同時訓練，日以繼夜，加班運作。

9月25日，合成排練節目統一審查；凌晨，離當天晚上節目審查只有十幾個小時。在中南海西花廳，當週恩來把《東方紅》朗誦詞逐字逐句精心修訂後，東方初露魚肚白。周恩來提筆在朗誦詞空白處批道：“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