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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談兵！這個施特蘭茨說的倒輕巧，參謀總部連部隊每天運動到哪裡，進行多大戰爭都制訂詳細計劃，讓部隊按部就班去做，那部隊還有什麼靈活性可言？你怎麼預料一路上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一場遭遇戰會打多少時間？參謀總部真要按照他說的去制訂作戰計劃，跟李德那個書呆子有什麼兩樣！”楊滬生不屑地說道。

楊滬生對日爾曼民族精準地按照命令辦事還是很佩服的，因為有了詳細的作戰計劃，德國才在二十世紀讓歐洲各個國家發抖，只是作戰計劃太詳細了，那麼部隊就失去了靈活性，作戰顯得太僵化，要知道戰場形勢永遠是後面坐在辦公室的那些參謀無法完全複製出來的，再完美的作戰計劃到了前線也因為戰場多變而顯得漏洞百出。楊滬生認為自己的參謀總部只要制訂作戰目標，由那些部隊參加戰鬥，總的作戰計劃（而不是詳細到連每門炮都要管），有突發事件或者戰事不利後如何行動就可以了，具體作戰應該儘量發揮前線各部隊的主觀能動性，在不影響總的作戰計劃，對達成作戰目的有幫助或者說有推進作用下，就是違反了參謀部部署也是值得肯定的。

楊滬生提到的李德，史秉譽還是知道的，作為到紅軍的德國顧問，將他知道的那一套東西生硬地搬到中國，並且失敗成了紅軍大笑話，史秉譽是有自己理解的：“我知道，普魯士人是一個嚴謹的民族，可我們中國人卻顯得自由散漫。作為嚴謹的民族，他們制訂的計劃自然是極為詳盡的，而他的部隊也樂意遵守已經制訂好的命令去執行。可我們中國人就不成了，不是有人說嗎？一箇中國人是條龍，一群中國人是條蟲，把參謀部裡那些參謀拉出來一個個都是人精，說起來頭頭是道，制訂的計劃再詳細沒有，可合起來呢？就我一年多觀察，參謀部那些人精整天就在爭吵中度過，每個人的計劃看起來都是完美無缺的，可整合起來呢？這些不同——甚至完全矛盾——的計劃讓他們整合起來簡直有點異想天開，要不是有邱明這種人才，我看作戰計劃只能由大哥你來親自制訂了。難怪人家施特蘭茨說咱們參謀部不合格呢！”

楊滬生打了史秉譽一拳笑罵道：“好小子，居然敢說中國人壞話，你就不怕傳出去人家說你是漢奸？”

史秉譽一歪又坐正了：“拉倒吧，什麼漢奸？我只是說了作為兩個民族不同的地方罷了，用得著上綱上線？別說中國人與其他國家人不同之處大哥你一點也不瞭解。”

倆人笑了一會兒，史秉譽正容說道：“不過我覺得施特蘭茨對我們應該如何制訂進攻天京得計劃雖然有些太教條，但他關於打天京的建議應該還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一下的。”

楊滬生搖了搖頭，平靜地道：“用不著。用不著討論進攻天京的計劃，我可以保證，只要兩個星期最快一個星期，你將接收到僧格林沁與法軍佔領武昌的訊息。”

史秉譽一時沒反應過來，有些驚詫地看著楊滬生。到南昌前史秉譽一直呆在贛州與根據地政府官員及普魯士顧問待在一起，前方自然每天都會透過電報發過來，可這些電報中只是提到今天部隊到達什麼地方，在那裡消滅了多少敵人，或者飛艇又在什麼地方與敵人飛艇展開空戰等等，像楊滬生說的這事情在楊滬生說之前，史秉譽是根本不知道的，對他來說實在是太突然了。

“我這次到九江、武昌走了一趟，視察了在前面主要部隊。在這次視察中，我感到自從去年部隊整編後，我軍有了展開全面進攻的實力。你也知道，在整編後我軍光主力部隊就達到三個集團軍、十七個甲種師，共六十萬大軍。這還沒包括八個有一定戰鬥力的乙種師、二十個補充旅、一百個補充團、四十萬西方叢集。如此強大的軍隊在整編後經過訓練、與敵人小規模接觸，旅、團級單位戰鬥力恢復很快，新提拔的中層幹部也取得了指揮高一層部隊的經驗。我認為我們現在用不著再和敵人玩什麼捉迷藏了，而是展開戰略決戰最佳時機！”

史秉譽打斷了楊滬生的話：“可要知道西方叢集並不完全接收我們下達的命令，而三個集團軍中，左宗棠指揮的第三集團軍現在正與李鴻章對峙著，並且還要負擔沿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