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發生直接衝突十分擔心，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先後兩次來華摸底，詢問中國政府對臺海時局是否發生直接對抗的估計，亦想了解中國對蘇聯是否有什麼要求。

海峽間一場勝負之外的特殊戰爭（7）

毛澤東綜合國內外的時局，經深思熟慮，以超人的膽識認為：“對直接對抗，中美雙方都心存餘悸，都害怕戰爭，但是他們（帝國主義陣營）比較怕我們多一點，因此中美之間的戰爭是打不起來的。”他即覆電胡志明：“美國人怕打仗，就目前說，很少可能大打起來。貴國似可以照常工作。”同時中國政府亦根據毛澤東的推斷，明確地向葛羅米柯表示：中國自己完全能夠駕馭局勢，不需要蘇聯也牽扯進來，更沒有讓蘇聯用核武器來支援中國的想法。蘇聯有了底。好事的赫魯曉夫為了彌合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以來中蘇兩黨已出現的分歧，竟自告奮勇地再次寫信給艾森豪威爾，強硬地表示：“如果美國對中國發動核攻擊，那麼，侵略者就將立即遭到應有的、同類武器的反擊！”

當時蘇聯的表態，對美國在臺海行動持慎重態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9月11日，海軍以搶灘方式向金門補給軍需物資，中國人民解放軍再次猛轟金門。

面對金門被嚴密封鎖，人民解放軍隨時可能佔領金門的危急時刻，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杜勒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古德帕斯特會晤，討論下一步怎麼辦。杜勒斯再次強硬地向艾森豪威爾施加壓力：“如果我們要保衛金門、馬祖，就必須使用戰術原子彈，只有這種武器才能有效打擊中共。我認為當我們決定把這些武器包括在我們的武庫之中時，我們已經承認使用這些武器要冒政治和心理上的風險。當情況危急時，如果我們由於世界輿論的反對而不使用它，我們必須修改我們的國防部署。”艾森豪威爾作為美國最高決策者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對使用原子彈猶豫起來了，他坦率地對杜勒斯說：“假如我們使用原子武器，共產黨很可能用核武器來報復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我是不準備批准使用原子彈的。”這時一直持強硬態度的美國軍方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也改變了態度，不想支援國民黨固守金、馬。古德帕斯特乾脆認為國民黨軍應撤出金、馬，中共佔領這兩個島嶼只是時間問題。艾森豪威爾很欣賞這個建議，認為現在是美國實現“劃峽而治”預謀的最佳時機。而這時中東黎巴嫩危機還沒有解決，共和黨內要求艾森豪威爾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亞當斯辭職處於高潮，美國民眾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支援率急速下降，艾森豪威爾已是捉襟見肘，焦頭爛額。為迅速改變艾森豪威爾政府在美國民眾心目中的形象，當日艾森豪威爾向全國發表廣播電視講話，雖聲稱“對遠東的緊張局勢絕不能採取姑息的態度，絕對不能損害美臺關係，準備根據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和‘臺灣海峽決議案’採取行動。”但再三表示“美國對任何地區問題都不想使用核武器。我決不要求美國男兒僅僅為金門而戰”，願意恢復中美談判解決分歧，而談判的道路是“暢通的和準備好了的”。後來艾森豪威爾在他的回憶錄第二卷《開展和平運動》一書中洋洋得意地寫道：“這次講話之後，美國公眾對他的支援率上升了兩個百分點。”

自1955年8月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由於美國要求在臺灣地區擁有“單獨和集體的自衛和固有”權利，也就是要中國承認美國霸佔臺灣的合法地位，而又不願就兩國建立文化交流、貿易關係等方面進行會談，至使在第77次會談後，於1957年底始中斷了一年。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會議上說：“中美大使級會談至今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方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錢學森早年美國，是美國最早進行技術研究的6成員之一，經周總理和陳毅外長多方交涉加巧妙安排，於1955年10月離開美國途經華沙回到北京。他懷著報效祖國的滿腔熱情上書周恩來提出發展我國導彈技術的規劃和設想。毛澤東蠻熱情地接見錢學森，一開口就問他：“中國能不能製造原子彈？”錢學森肯定的回答道：“能！”毛澤東眉開眼笑幽默地用雙手打著比方以濃重的湘音說：“原子彈就這麼大個東西嘛，沒有這東西，人家說你不算數。那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原子彈和氫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從此中國開始研製“兩彈”工程。1958年春，毛澤東一聲令下，一支神秘的隊伍進入了一個神秘的世界，在茫茫的大漠上，十萬大軍捲起瀚海雄風，沉寂了十幾個世紀的死海羅布泊，便立刻充滿了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