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萍說：“那是給咱們一個信兒，很可能就是這個人送的血衣，怕血衣和信落在別人手裡，讓咱們取回來。”

“吳姐！你說這信是真的嗎？村裡竟敢公開打死人？”吳玉萍是個善於思索的人，她想了想：“從今天晚上的事件和進村一天的情況分析，這村表面很平靜，實際內裡可能很複雜。從血衣和信上說的情況看，死人的事很可能是真的，至於為什麼，可就難說了。”黎娟嫌惡地把地上那件血衣往旁邊踢了踢：“死人的事咱也管不了啊！明天把它交給支部算了！”

“那還行？你知道這事和誰有牽連！”吳玉萍急忙說。“要不交給公社。”黎娟說。吳玉萍又說：“那也不行。你沒看信上說上級調查幾次了，都沒解決？交給公社，不是又把寫信的人推到火坑裡去了嗎。”黎娟說：“你說咋辦，咱還能管這事兒？”

真是有打死人的事，工作組當然應該解決。可是吳玉萍沒有馬上回答，她知道老郝現在肯定不願意陷在這泥窩裡，自己這摘帽右派、勞改家屬身份，解決這類老大難，豈不是難如登天？不過她想到自己和白剛的遭遇，白剛多次告狀，有人知道確有冤情，卻沒人敢管，自己不是也恨那些人見死不救嗎？

現在自己有了這點權力，有人活活被打死告到你名下，卻根本不管於心何忍？便說：“工作組怎麼不應當管？有人冒著危險給咱送血衣、寫信，這是老百姓對咱們的信任，能推出去不管嗎？”黎娟不服氣地說：“吳姐，咱可管不了啊，村裡都敢打死人，鬧不好連咱們都危險哪！”

吳玉萍不知老郝同意不同意管這事，她也沒個準主意，但是覺得必須把眼前的事情處理好，便說：“怎麼辦以後再說吧！這事兒我們得對告狀的老百姓負責，要絕對保密，不要對外人說。信和血衣要好好儲存起來。”黎娟嫌棄地把衣服踢到了牆角：“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衣裳，沾了那麼多血，髒乎乎的，我看了都害怕，先扔一邊吧！”

“那可不行。別人看見不就暴露了？咱辦不成事兒也不能壞了人家的事兒。”吳玉萍從挎包裡找出兩張舊報紙，把衣服包好，這兒看看，那兒看看，覺得放在哪都不合適，最後狠狠心包在了自己的衣服包裡，放在自己腳頭的褥子底下。把死人的血衣包在自己衣服裡，她也膩味呀！可是為保密又有什麼辦法呢！

第二天研究工作時吳玉萍彙報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成強一聽就嚷嚷開了：“這可是大事情，把貧協主席打死了，誰幹的，咱可得查清楚。”老郝馬上說：“這事現在不能查。經了幾回工作組沒解決，咱能陷在這裡頭？”吳玉萍試探地說：“是不是先了解了解情況？老百姓信任咱們，有名有姓的申冤告狀，咱也不能不管哪！”老郝仍然不想管，但礙於吳玉萍的情面，只好退一步說：“瞭解情況也得小心點，別拿這個當主要事。順便了解下情況，要查也得放在後期。”老郝同意讓吳玉萍好好儲存血衣，不要交出去。

鬥批改工作組進村，大體上都是這樣的程式：召開幹部會，群眾大會，宣傳大好形勢和階級鬥爭的尖銳性，講工作組進村的目的、任務。頭三腳就算踢得差不多了。下面便是深入各生產隊揭發問題，梳梳辮子，確定重點問題，這些工作就可松可緊了。最後是解決重點人問題，整頓領導班子。

開完大會參加了各隊的學習發動，老郝本來想讓成強、黎娟回去兩天，看到村裡這個複雜情況只把成強放走了，讓黎娟留下給吳玉萍做伴兒。然後他也騎車子回家了。臨走告訴吳玉萍先摸摸情況別採取行動，一切等他回來再說。就這樣把兩個女將扔在了村裡。

吳玉萍從十七歲進省級報社，不久就在農村組當組長。獨來獨往在農村到處跑。摘掉右派帽子以後，在縣農林局還是經常下鄉。對農村工作並不發怵。只是這特殊身份限制了她，雖說帽子摘了，仍然有一把利劍懸在頭上，不知哪天又會落下來，工作不敢放開手腳。老郝也是關心她，給她吃了定心丸，告訴她工作不要急，實際是讓她休整，守著攤子就行了，尤其是不讓她管死人的事兒。

《從囚徒到省委書記》荒村21（4）

不過她心裡總是放不下，覺得對老百姓的疾苦、冤枉不能不管。既然告到自己頭上，又是自己分內的事情，怎麼能漠不關心，不聞不問呢？當然這會有風險，還可能付出意想不到的代價，但是經過這些年的磨難和打擊，她恨透了那些為非作歹的人，那些口是心非好話說盡壞事幹絕的人，那些不關心群眾疾苦，一心保烏紗帽的人。輪到自己頭上，對群眾的疾苦，對那些為非作歹的人，能夠只考慮個人得失視而不見嗎？所以想來想去，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