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犯的情況。盟國過去一直依靠這些和德國政權保持良好關係的間諜，然而法國一旦獲得解放，他們全都會陷入危境，很可能被處死，所以情勢非常緊迫。如今回首往昔，莫格里奇覺得他在大戰中只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那就是盡力幫助那些倒黴的間諜。莫格里奇以他經手的一個案例為素材寫過一個劇本《解放》。劇中有一個法國女間諜愛上了分到她家住宿的一名德國兵。解放後她被人告發，而她的德國情人也失蹤了。解放只是把她變成戰爭的又一個犧牲品。在現實生活中莫格里奇可以保護她，但是在劇中，那個德國情人由於那個姑娘的兄弟的出賣而被擊斃，最後只剩下姑娘一個人滿懷悲傷無處訴。

在法國逗留期間，莫格里奇還被派去監視英國作家P·G·伍德豪斯。伍德豪斯曾在柏林愚蠢地發表過廣播講話，挑起了一場大論戰。好奇心也使莫格里奇想親眼看看，一個受人歡迎的名作家是怎樣淪為國家罪人的。舉國上下對伍德豪斯的廣播講話抨擊得非常激烈，他不僅被開除出“牛排”俱樂部，而且在《鏡報》上出了醜；他的母校杜威奇大學也把他從榮譽冊上除名。在他和他妻子愛莎所住的布里斯托爾旅館裡，莫格里奇對他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他彷彿是一個性情溫和的預科學校教師——禿頂，大個子，穿著獵裝，灰色法蘭絨褲子和高爾夫球鞋，嘴裡叼著菸斗。雖然穿著軍服的莫格里奇出現在他面前，對他來說是一個不祥之兆，但是伍德豪斯表現得非常鎮定自如。

伍德豪斯在託奎特的一個村莊裡，一直住到1940年夏天。爾後他被關押在波蘭的託斯特的一所從前是瘋人院的戰俘營裡——伍德豪斯喜歡這種諷刺意味。在囚禁中，伍德豪斯寫了三部韻味平平小說和一本《託斯特生活錄》。頭次見面他就把這本《生活錄》拿給莫格里奇看。莫格里奇認為這本《生活錄》，在監獄文學中可稱首屈一指，因為他儘可能地淡化了嚴酷的鐵窗生涯，強化他和看守以及難友之間的融洽關係。伍德豪斯肯定沒有科迪茨精神，因為他沒有逃跑的強烈慾望。在他的六十歲生日前夕，他透過朋友的努力重獲自由。獲釋之後他直奔柏林，透過廣播電臺，他介紹了戰俘營的生活片斷。他好像從未想到過，他因此將被視作替納粹搖旗吶喊。

莫格里奇相信伍德豪斯不會和納粹講條件，以廣播宣傳換取自由，他只是犯了一個愚不可及的錯誤。

在法國警方首腦舉辦的宴會上，一個英國客人對兩名臭名昭著的英國“叛徒”，至今還逍遙地住在法國巴黎而提出了抗議。於是法國警方逮捕了伍德豪斯夫婦。莫格里奇設法救出了愛莎，但營救伍德豪斯則比較困難。雖然伍德豪斯其實並沒有病，但警方最終決定把他移送到一家診所。不過由於沒有床位，他只能住進一所婦幼保健院。不久他擺脫了那種難受的處境，與愛莎一起住在一家安靜的旅館裡。大戰結束後他們流亡美國。當軍情五處派來協助此案的一名律師告訴莫格里奇伍德豪斯必須留在國外時，莫格里奇明白這個決定對伍德豪斯是非常殘酷的。

越軌行為

大戰末期，菲爾比給莫格里奇下過一道指示，命令籌建一個對付蘇聯顛覆破壞活動的獨立部門。他問了莫格里奇兩個基本問題：誰是法國共產黨的首腦人物？它的總部設在哪裡？其實答案很容易找到，總部的地址可以在巴黎電話簿上查到，隨便打聽一下就能知道法共首腦的名字。

菲爾比來巴黎視察新部門籌建工作時，他和莫格里奇一起，在馬利格尼街新部門總部內共進晚餐，共同度過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晚上。莫格里奇當時就住在總部裡。菲爾比是一個美食家，而且晚餐又富於異國情調，所以雖然莫格里奇一向飲食比較適度，但是這回他們誰都沒有節制酒量。飯畢他們在塞納河畔散步。這時候，菲爾比突然提議一起去前蘇聯大使館的所在地格雷奈勒街（當時莫格里奇並不知到前蘇聯使館在那裡）。莫格里奇清晰地記得，當時儘管他喝了不少酒，但是菲爾比說起打入前蘇聯使館時還是讓他大吃了一驚。菲爾比說打入這座使館困難重重，因為難得有機會安插內部間諜。就連級別最低的前蘇聯官員也是從前蘇聯派來的，他們的忠誠當然不成問題。而且也不可能進行竊聽或安排長期監視哨。接著他就在使館前面，指手劃腳肆無忌憚地大叫大嚷起來，莫格里奇心裡非常焦急，他知道使館門前站崗的兩名警察隨時都會上前來干涉；然而奇怪的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他們倆踉踉蹌蹌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莫格里奇醒來後，他有點疑心自已是不是在做夢，他無法理解菲爾比的那種越軌行為。今天回憶起來，莫格里奇只能找到一種解釋：也許菲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