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目瞪口呆盯著我，不知這個女兒到底在想什麼。我自己也理不清思緒，腦海至浮出些長長短短的畫面：我想起小男孩軟咯咯偏在我脖子上的腦袋；想起那幕漸垂漸濃的夜色，我在夜色中固執地一路懇求小男孩忍耐一下，懇求他再忍耐一下，不停地告訴他只要到得了醫院就不會死的；想起我幾乎是聚齊全部生命力才揹著他蹬完的工人醫院的長長斜坡；想起外科醫生一面使鑷子剝離小男孩傷處的草漿塊一面問我罵我，又說我是見義勇為的優秀少先隊員；我想起從醫生護士眼中看到的那種讚賞——可是我沒法對父親講清這些。我只是剎那間開始有了一種陌生的感覺：是尊嚴，是我自己的尊嚴。我無法忍受父親去向那些讚賞我的人查究是否我對他講的一切屬實。我心中湧起一浪從未體驗過的痛楚，竟是自傷自憐之極，心一橫，決定要保衛那種讚賞的完美，即使丟命也不讓父親侵犯我的尊嚴。我又說了一遍；“爸爸，我沒有撒謊。我今天就算被您打死，也是不去醫院的。”就再怎麼也無法說明白自己。

妹妹眼淚汪汪提了條青槓柴進來，爸爸沒有接，看了我好久，說：“麗絲，你已經長大了。爸爸從此再也不打你。我相信你今後一定會自尊自愛，自強不息。你要記住：爸爸媽媽都希望你成為正直的、儘量有所作為的人。”

畢業考試一結束，學校就宣佈讓六年級的孩子放3天假，然後集中住校一月，為的是強化複習，準備參加升入初中的全市統考。

外婆問我知不知道哪兒有大百貨公司，又說：“你反正明天不上課，帶婆婆出去玩好不好？”我說當然好，想了想，就跑出去找我的老同學陳大柱。

外婆自從進了紅房子，就沒有出過大院。平日如果天氣暖和，吃罷晚飯，父親會抱她下樓，我和弟妹就端椅端茶跟著，把外婆安置在大院乘涼。我們滿院子追追逐逐，她就靠在躺椅看著。爸爸總在她椅邊坐張小板凳，一邊抓把葵扇趕著椅邊的草蚊子一邊輕聲輕氣不知跟她說些什麼。週末則由媽媽把外婆背上背下。

媽媽在家唱歌時，外婆會自己點歌聽。她點的歌並不多，叫我大吃一驚的是她那兩類性質風馬牛不相及的歌目——第一類是《黃水謠》，《黃河船伕曲》和《松花江上》；第二類只有一支歌，是支徹頭徹民的洋歌叫《聖母瑪利亞》！外婆告訴我：第一類歌，是母親學生時代參加抗曰救亡演出隊時天天回家都唱的，外婆就記熟了；那支《聖母瑪利亞》則是母親抗戰前最愛唱的歌。母親嗓子好，從小就參加教堂的唱詩班，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她就不再為上帝歌唱，而是跑到街頭演《放下你的鞭子》去了。

我的老同學陳大林他爸是抬滑桿的。好幾年來，重慶市已經沒人要坐這種交通工具，於是大柱爸那付滑桿就靠在他家山牆成了個紀念品。我要借那付滑桿抬我外婆上街玩。大腦不但一口答應，還拉我去約了另外兩個男孩，說好翌日在大院外邊會齊。

第二天上午陳大柱果然跑進紅房子。我自小頑皮慣了，根本沒想到帶個風燭殘年而又不能行走的老人上街會是件多麼不妥當的事情，只一心巴望讓外婆高興。保姆見我要帶外婆出門，慌忙攔阻，又去叫了隔壁黃幼仁他媽來，說怎麼也不能由我如此胡鬧。黃幼仁他媽急得雙手直拍大腿喊道：“哎呀我的禍祖宗也！老太太如果一跤摔出個三長兩短，就連我們都不好向你娘、你老子交代沙！你就是下得了3樓，2樓、l樓的阿姨們也不會放你走的”

外婆聽了我翻譯她們的話，想想，就坐下來磨墨鋪紙——她一輩子都只用毛筆——寫著：“多謝高鄰關注。我欲出門散心，故攜孫女陪同，還望高鄰勿加攔阻。”

黃幼仁的媽媽就對保姆說：“我也懂不完老太大寫的什麼，大概的意思總是她要出去。不行不行，我這就去辦公室找鍾伯伯！”

我怕一路有人攔阻，就叨了那張紙在嘴裡，與陳大柱四手交叉相握搭成方凳狀讓外婆坐了搬下樓，放她進滑桿的座位。陳大柱行家一般，將條毛毯把外婆又墊又圍，看她神態已經很舒服了，就吆喝一聲：“起！”於是，4個從未抬過滑桿的小人兒就興高采烈，輪流抬著個從未見過滑桿的跛腳老太太開步走了。

我倆抬她去了兩路口那家大百貨公司，放下滑桿，依舊做出手凳，照外婆吩咐徑直搬她到賣襪子的櫃檯前。售貨員見了急急找張椅子安頓好外婆。外婆就叫我那3個夥伴挑選他們喜歡的襪子。3個小男孩各各紅了瞼嘻嘻哈哈搖頭擺手連說；“不要不要！”外婆指定一種當時質量最好的線襪，說要兩打。我見她居然掏出厚厚一迭工業品卷讓售貨員拿，就大吃一驚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