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各階層人士的積極響應。人們的愛國熱情被激發了起來，一時間各種型別的電報飛向京城，飛向巴黎，不僅一般團體和公民，而且國會議員、社會名流都紛紛通電要求釋放學生，譴責軍閥政府。

為了進一步把愛國運動引向深入，5月6日，在北京大學倡議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是為我國有“學聯”這一名稱之始。成立，北京大學學生中的先進分子是這個組織的主要骨幹，其中有：　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段錫朋、易克嶷、張國燾、康白情、陳寶鍔等。據張國燾回憶，他是學聯講演部部長。

對於手無寸鐵的學生來說，最能表達自己愛國情懷和最能喚起民眾的方法，莫過於在街頭講演。

5月12日，當軍閥政府正在為學生運動引起的全國呼應而束手無策的時候，由學聯組織的大大小小的講演團忽然遍佈京城的大街小巷，使京師警察廳立即感到手足無措。學生們手執各色旗幟，演說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吸引了不少聽眾。他們的講演均圍繞山東問題展開，號召民眾急起救國，反對賣國的軍閥政府，反對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

據《北京大學日刊》載：　鄧中夏講演的題目是“青島交涉失敗史”；周炳琳講“山東與全國之關係”；廖書倉講“青島關係我國之將來”；張國燾講“自衛”；易克嶷講“抵抗強權”；李秀龍講“真正民氣”；羅運磷講“爭回青島”；潘宗翰講“五月四日”；黃耀華講“亡國之痛苦及救國之方法”，等等。張國燾作為學聯主要骨幹之一，在整個講演活動中積極負責，以身作則，起到了帶頭作用。

學生們的講演活動使反動政府大為惱火。5月15日，軍閥政府下達警備令，禁止學生聚眾講演。巡警在得到命令後，開始對講演活動橫加干涉。學生們每到一處，總有巡警隨行，只要一開口講話，立即被制止，甚至押到警備區盤問。但學生們仍然堅持講演，並散發各種傳單。

5月18日，當得知政府仍未表示拒絕簽字時，學聯便組織了北京市中等以上18所學校的學生集會，決定於19日舉行全體北京學生總罷課。19日，學聯通電釋出《罷課宣言》，揭露政府的種種倒行逆施，號召學生一律罷課，堅決鬥爭到底。從此，學生運動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不僅講演團更為活躍，而且“國貨維持會”、“十人團”等愛國團體也應運而生。

學生運動深入發展，越來越引起了廣大市民的同情，也使軍閥政府越來越感到恐懼，它想盡快扼殺學生運動，恢復京城往日的秩序。但這完全是徒勞！學生運動在政府的壓迫下不僅沒有停歇，反而愈加風起雲湧。軍閥政府只得拿出它最惡毒的一招，這就是逮捕。凡是上街講演的學生，只要被軍警發現，即被毆打和捉拿起來，失去行動自由。被捉的學生多了，監獄容納不下，便將北大三院闢為臨時監獄。

在這一場愛國與迫害的抗爭中，張國燾和講演團的團員們進行了不屈的鬥爭。

6月2日，他們以賣國貨為名，又走上街頭進行講演。結果張國燾與其他六名北京大學的學生遭到警察的逮捕。內左一區警察署署長的一份報告中這樣記述了張國燾等人被捕的經過：

本日下午二時餘，又據東安市場巡官白祖蔭電稱，有北京大學學生劉仁靜、陳用才等二名，在市場南門內售賣國貨，並有該校學生牟謨用大洋一元購買，故意因錢惹人注目。經巡官、巡長等婉言勸說，而該學生等大聲疾呼，謂警察阻制人民買賣自由，並齊聲喧囂。現在辦公室內等情。當經電飭婉勸，令其到署。經職在外接待室內接見座談，告以賣物之理由並警察勸阻之用意，勸至三小時之久。其時並該校執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幫同勸說。該學生等堅稱警察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來，即不能走等語。該管理員無法，先行走去。復經職多方譬解，該學等見又有巡警送學生來，始行走去。於是又將第二起學生接見其勸說辯論情形大略與第一起之學生相同。正勸說時，而第三、四、五起學生相繼而為巡警送至，共計鍾篤餘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學學生也。其所執之理由則謂售賣國貨並不犯法，巡警干涉即為濫用職權，送其到署則為違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賣貨，如無穩妥之答覆即不能去署等語。職以彼等蓄意矯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勸說。不料該學生等無理頑賴，決不轉圜。乃經電稟將其送廳，而該學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廳，其餘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將鍾篤餘、張國燾二人送廳後，又向在署之陳錫等五人勸解良久，始終堅持既不赴廳亦不走去。後據要求非有先赴廳學生之電話，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職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