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之間的關係時，他強調，只要民族革命政黨不反對無產階級運動，共產黨就應支援它，“誰不支援民族革命運動，誰就是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叛徒；而誰反對發動無產階級運動，誰就是民族事業的叛徒；誰阻礙中國工人爭取獨立，誰就是中國人民的叛徒”④轉引自楊雲若、楊奎松著：　《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48—49頁。。

1月27日，薩法羅夫就代表們的討論進行總結性發言時，又對中國代表說：　國民黨確實是革命民主政黨，它做了偉大的革命工作，我們希望將來同它並肩戰鬥，因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的第一階段是民族民主運動，它的矛頭指向帝國主義，我們現在和將來都是支援它的。但他也要求共產黨不能放棄自己的共產主義綱領，要把工人階級組織在獨立於資產階級影響之外的工會中④。

1月30日，會議就季諾維也夫和薩法羅夫的報告透過了決議。

2月2日，會議透過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大會宣言》。宣言揭露了華盛頓會議的陰謀，控訴了帝國主義在遠東各國的暴行；表達了對遠東各被壓迫民族要求平等、自由和獨立的強烈願望。宣言號召遠東各被壓迫民族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結成遠東勞動者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大會宣言》，《先驅》第10號，1922年8月10日出版。。最後由季諾維也夫致閉幕詞，大會宣告結束。

這次會議，列寧雖為名譽主席之一，但因正在病中未能出席。這對於各國代表不能不說是件憾事。

不過，令張國燾沒料到的是，他竟榮幸地受到了列寧的接見。

出於對中國革命和朝鮮革命的關心，列寧在會議期間抱病接見了中國代表張國燾、張秋白、鄧培和朝鮮代表金奎植。

張國燾在自己的回憶中，對這次接見作了如下記述：

須臾，列寧就從隔壁的辦公室過來接待。他出現時樸實無華，毫無做作，完全是個普通人，很像中國鄉村中的教書先生，絕對看不出是手握大權的革命最高領袖。經過施瑪斯基的一番介紹之後，談話便在輕鬆的氣氛中進行。

張秋白首先要列寧對中國革命作一指教。列寧很直率的表示，他對中國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革命領袖，但也不瞭解孫先生在這些年來做了些甚麼，因此不能隨便表示意見。他轉而詢問張秋白，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並未多加說明即作肯定表示：　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寧旋即以同樣的問題問我，並希望我能告訴他一些有關中國的情形。我簡單地告訴他，在中國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國共兩黨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兩黨合作的程序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正在學習著進行各項工作，當努力促進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的團結。列寧對於我的回答，似乎很滿意，並沒有繼續問下去。

告辭的時候，列寧以親切的態度雙手緊握著鄧培的手，用英語向我說：　“鐵路工人運動是很重要的。在俄國革命中，鐵路工人起過重大的作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中，他們也一定會起同樣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請你將我的意思說給他聽。”鄧培這個樸實的工人領袖，聽了我的翻譯後張口大笑，點頭不已，作為對列寧盛意的回答。列寧睹此，也露出樂不可支的笑容。

這次談話因為翻譯的費時，花去兩小時以上的時間，談話的內容卻很簡單。我們一行四人，對於這次晤談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談時那種友愛親切的氣氛，使大家事後稱道不已。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198—199頁。

會見結束了，當張國燾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他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已經成為中共歷史上唯一受過列寧接見的黨的領導人。

張國燾出席遠東會議期間，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份英文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此宣言寫於1920年11月，是由上海共產黨的早期組織起草的。張國燾發現了這個宣言，並決定立即將它譯成中文，交給出席遠東會議的中國共產黨黨員討論。

他在譯文前附有一個說明，其中道出了他翻譯此宣言的目的。他這樣寫道：　“決定這宣言之時期既然有一年多了，當然到現在需要有修改和添補的地方。我很希望諸位同志把這個宣言仔細研究一番，因為每一個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