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服從國際路線，執行國際路線。共產國際也希望中國黨內能有一些資歷、威望都很高的領導人來支援它的主張，尤其是在反立三路線和反對調和路線的鬥爭之後，更是如此。

從現實來看，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已經扶植王明等人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如果要改變這樣一個既成事實，只會在黨內再次掀起風波，使黨陷入更大的混亂。況且，張國燾儘管是黨的元老，但在共產國際的威嚴面前，能否改變這一現實尚成問題。需知陳獨秀就是在共產國際的一紙命令之下去職的，共產國際當然也會為違反國際意志的張國燾發來一紙命令，李立三也是前車之鑑。張國燾作為一個閱歷豐富的黨的高階領導人，不會不知道其後果的嚴重性。

從理論上來看，張國燾由於長達兩年半的時間是在莫斯科進行思想反省和理論學習，所聽到看到的都是共產國際、聯共（布）關於中國革命的一整套理論體系，儘管張國燾後來標榜自己對共產國際、斯大林不屑一顧，但當時他對於這套理論體系並未提出異議，可以說張國燾在理論上還是接受了共產國際的觀點的。

從實踐上而言，張國燾自大革命失敗後到中共六大前，儘管在國內住了八個月，但他並沒有直接參加土地革命鬥爭，因此不可能取得土地革命的實際鬥爭經驗，也不可能產生他自己關於中國土地革命的一系列思想理論。同時，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體系，就其邏輯的完整性和理論的嚴密性而言，如果不經過中國革命實踐的檢驗，是很難拒絕接受的。張國燾當不例外。

張國燾雖然接受共產國際的理論，但由於在莫斯科的經歷，他決定支援王明等人卻確實是違心的。張國燾後來曾說：　“我認為陳紹禹等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不過是在米夫錯誤領導之下，犯了不少的過失。現在在中國極端白色恐怖之下，他們既然準備冒死奮鬥，將有逐漸改過的機會，我不應排斥他們，宜大量寬容，不究既往。”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2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463頁。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由於王明上臺已使黨處於徹底分裂的邊緣，作為黨的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張國燾有責任使黨恢復統一和團結。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能維持四中全會的決議，即支援王明中央。況且，張國燾亦深知，支援王明中央並不等於支援王明等人，而是支援共產國際路線。

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絡點舊址

在當時作出如此決定的不僅是張國燾。四中全會之後，黨內較有影響的領導人，除像羅章龍等少數人因反對王明而犯了分裂黨的嚴重錯誤外，大多數人都是採取“相忍為黨”的態度，以支援四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達到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的目的。周恩來忍辱負重，瞿秋白檢查錯誤，其目的也是如此。

張國燾一旦作出選擇，就開始行動起來。

2月7日，他在《實話》上發表了題為《擁護四中全會與兩條路線上的鬥爭》的文章。文章批評了立三路線，也批評了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立場，認為“四中全會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國際路線，它建立了在實際工作中執行國際路線的基礎。四中全會是根據國際的指導和批准召集的，現在又已為共產國際所承認，因此反對四中全會便是反黨反國際的”。

張國燾的這些觀點和論述，並沒有超出四中全會和王明等人對於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指責範圍。值得注意的是，張國燾在這篇將近1700字的文章中，有將近1200字是批判羅章龍等人分裂黨、破壞黨的錯誤的。張國燾在文章中指出：　“以羅文虎（即羅章龍）為首的右派小組織，並不敢提出明顯的右派綱領，可是利用一般黨員反對立三路線的憤激，和黨內小資產階級的無原則的派別成見來欺騙一部分同志，用意只在於分裂黨和破壞黨，來便利敵人對於我們黨的破獲。”

在文章的結尾，張國燾寫道：　“只有堅決的擁護四中全會的決議，在四中全會革新了的黨的指導下努力工作，不受叛徒羅文虎的小組織的欺騙，而堅決與之鬥爭，同時不放鬆反立三主義，因為反立三主義並沒有結束而是才開展出來，尤其要反對‘左’右聯合反對黨和國際的一切企圖。這樣，才是真正擁護國際路線，才能把國際路線執行出來，使中國革命得到新的勝利。”

王明中央雖有張國燾等人的支援，但當其決定開除羅章龍等人的黨籍時，還是在黨內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尤其是在2月7日，反對四中全會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人被敵人殺害後，黨內的震動就更大了。

隨著羅章龍等人被開除出黨和何孟雄等的犧牲，王明等人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