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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諱言，張國燾這次如願以償。他不僅制止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大，打擊了曾中生為代表的反對四中全會錯誤路線的勢力，而且剪除了他在根據地建立個人家長統治的障礙，並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援。徐向前後來說：　“我們給中央寫了報告，張國燾當然也寫了報告。官司打到中央，中央是個什麼態度呢？十一月三日，黨中央給鄂豫皖分局的信裡，作了回答。那時的中央，對他們派來的張國燾等人相當器重和信任，所以儘管張國燾的東出方針不對頭，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詞相當委婉的。所謂‘軍委會及中央分局對於決定出潛、太到六霍，而不到黃、廣去恢復蘇區的決定是戰略上的疏忽’，僅此而已。對於堅持南下方針的我們就不同了，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就為張國燾進一步打擊曾中生同志，推行王明路線，提供了‘尚方寶劍’。”徐向前：　《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頁。

曾中生從此厄運連連。先被張國燾以“反抗中央分局”、“縱容反革命分子活動”的罪名，調離部隊接受考察。紅四方面軍在川陝建立根據地後，又被張國燾羅織了“五大罪狀”，遭到逮捕、關押、嚴刑拷打，並被強迫寫“自首書”。1935年8月，被張國燾指使人殺害於川西北的卓克基附近。

八　制定肅反政策

“東進南下之爭”以撤去曾中生的紅四軍領導人職務而告結束。這個結果對曾中生來說雖很不公正，但如就此打住，那麼對於紅四軍來說則也無傷大局。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對曾中生的處分，才僅僅是事情的開始：　紅四軍與張國燾和中央分局在東進南下問題上的爭論，竟然導致了紅四方面軍歷史上最慘痛的白雀園“大肅反”。幾十年後，徐向前回顧說：　“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根據地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極大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徐向前：　《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頁。

這是因為紅四軍改變軍事行動方向，南下蘄黃廣一事，與一起所謂反革命事件攪在了一起，使得張國燾堅信鄂豫皖根據地確實存在有“一極大反革命組織”，而且這些所謂的“反革命”已經混進了根據地的黨、政、軍等各級組織中，只有採取“大肅反”的形式，才能純潔黨的組織和革命隊伍。

與打擊和鎮壓公開的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不同，肅反是在社會上、革命陣營內以及黨內、紅軍內部尋找、發現、揭露和制裁那些貌似同志、朋友和革命者的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是一項極為特殊的工作。因此，肅反工作要求必須嚴肅、細心、認真，不能有絲毫的輕率和大意。由於這項工作是件極為複雜困難的工作，加之對敵鬥爭尖銳、激烈，因此不可能像鎮反那樣粗線條地進行，尤其是在工作中發生意見分歧、產生矛盾時更要慎重，否則，極易搞錯，傷害同志，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然而，恰是在這個十分必要而又非常複雜的問題上，中共中央由於受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中央的反傾向鬥爭和清洗政策的影響，在指導肅反工作中犯了擴大化錯誤。當時共產國際指示各國共產黨要把反右傾作為主要任務，而中國黨的反右傾卻聯絡到十分廣泛的黨內鬥爭，不僅涉及到革命隊伍的各個領域，也涉及到了黨外、革命隊伍之外。而且，把右傾同調和派、改良主義、取消派、改組派、第三黨等等方方面面都聯絡了起來，加之中國蘇維埃運動正處於激烈的異常尖銳的階級鬥爭時期，正是在這種特定的主客觀條件下，中國各蘇維埃區域、各革命根據地的肅反運動，無一例外地都犯了擴大化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失。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肅反工作在這個大背景下，同樣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但應該說明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肅反在張國燾到鄂豫皖之前和離開鄂豫皖之後，都曾發生了程度不同的擴大化錯誤。這樣說並不是為了減輕張國燾的罪惡，而是為了說明“左”傾肅反政策給鄂豫皖根據地造成的危害是相當嚴重的，張國燾也應負他應該負的責任。

張國燾認為鄂豫皖根據地有必要進行大規模肅反，並非始於他與紅四軍領導人在軍事行動上的分歧之後。因受中共中央“左”傾錯誤的影響，在他剛到鄂豫皖時，就對當時的敵情作了嚴重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