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有道很忙。

從陶家到國子監，課餘去學校教學，然後再跑去郕王府的隔壁大院，每天回家很晚。

而朱祁鈺，已經無暇顧及什麼熱氣球了。

朝堂的爭論已然開始。

“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裹席，鬻子女無售者。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振恤，庶饑民可救。”

戶部右侍郎，張昭出班，如血如泣如訴，叩請聖人三思。

陳循猛然看向了那張昭，嘴裡泛苦，沒想到是戶部的人先站出來反對。

但是陳循沒有站出來說什麼。

六部尚書站在前排，一直保持沉默。

而朱祁鈺聽完張昭的話，也沒有開口回應，而是摸了摸安靜放在大腿上的短槍。

見狀，工部右侍郎也出列，大致還是水師寶船護養頗費，沿海民變頻發，大明的財政不該用在這種奢靡的地方。

從始至終，朱祁鈺都帶著玩味的笑容。

很簡單，他並沒有說要下西洋這種事情，然而怎麼就傳成了這樣子？

吏部郎中李賢奏：“片板不得下海乃太祖令下，其由惟有日本，倔強不臣，日本國雖朝實詐，謀為不軌，經略沿海，裝置防倭，故絕之，若開海，民禁不絕，倭寇再起，沿海民不聊生。”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北方未平定，而沿海倭寇海盜作亂，為了專心對付北方，所以才禁海。

和皇位的穩定相比，沿海居民的生計，就不在考慮範圍之內了。

再者，便是互市，和斷絕塞北的互市一樣，大明的統治者害怕技術外流。

如果草原也會鍊鐵造炮，如果倭寇透過民間獲得鐵器，那麼大明永遠也穩定不了。

朱祁鈺坐正了身子，看向吏部尚書，王直。

現在，北方短暫時間根本不敢侵擾大明，甚至還要祈禱大明不去侵擾他們。

“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東南諸島夷多我逃人佐寇，諸位是何看法？”

朱祁鈺收回目光，第一次開口問道。

上行下效，沒有什麼比一刀切更懶政的方式了。

朱元璋嚴交通外藩之禁，其實對於百姓並沒有太過嚴格的要求，只要你別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正常的捕魚是沒有關係的。

可壞就壞在，有人藉著捕魚為由，向外販賣違禁之物，也就是軍需鐵貨。

屢禁不止，那麼官員會怎麼做？

那就別下海了，捕魚也不行！

因而，兩廣、漳州等地，逃海為生者數以萬計，大多跑到東南亞去了。

但是這種東西，禁的了嗎？

鄧茂七從沙縣起義，現在應該叫造反，在短時間沿海各地就紛紛響應，兩年佔領了二十多座縣城，這是為什麼？

雖然鄧茂七算不上什麼好人，就是一個江西籍流民頭子。

但是不可否認，沿海地區的百姓真的太苦了。

王振的上臺，福建一帶買官賣官成了公開的事情，有三分之二的官員是買來的。

這類官員大肆搜刮地方，巧立名目加派苛捐雜稅。

而在這種情況下，在下西洋之後得到發展的地方，資本主義的萌芽在集市中誕生。

商家和流民繳納費用之後，官員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快就在鄉村中形成了各種集市，而這些集市，便是由鄧茂七這樣的集頭控制。

而後，造反的鄧茂七便牽扯住了明軍所謂“六師勁旅”。

這才給了瓦剌一種，明軍不堪一擊的錯覺。

朱祁鈺的問題，一下子就讓朝堂安靜了下來。

誰說話，那麼可想而知，等待他的就是去實行所謂禁海政策。

一邊是沿海的官，一邊是沿海的民，當今聖上，從上位開始，最注重的，是民，而不是官紳。

從於謙入通州就能看得出來，聖人可能還期待著，多抄一些官紳的家。

“張昭，你說說，方才所言，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那沿海百姓，算不算小民逃竄？”

既然大臣們不說，那朱祁鈺就槍打出頭鳥了。

聞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