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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爺自從回京以後，態度也改變一點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來，是闊綽的；衣服很隨便，但上朝和拜客時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舊不很受影響，不多久，商人們就又說禹爺的行為真該學，舜爺的新法令也很不錯；終於太平到連百獸都會跳舞，鳳凰也飛來湊熱鬧了。

美國學者卡爾·魏特夫稱東方國家為“治水社會”，認為治水所需的權威、紀律和大協作，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魯迅的小說敘述是一種巧合。禹在治水的過程中，方式是非傳統的，作風也很平實；待到回京以後，情況明顯地起了變化。他遭到了新的“包圍”，這種由個人到法令制度的變化極其微妙，既是一種起始，也是一種過渡，總之，國家將又恢復從前的樣子了。

在《采薇》裡，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齊因為不滿國王“以臣弒君”，兄弟倆決計“不食周粟”，逃到華山裡去采薇菜度日。他們的行為招致大批看客，包括首陽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以及阿金之類的非議。小丙君評論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難道他們在吃的薇，不是我們聖上的嗎？”阿金也幾乎一式地問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們在吃的薇，難道不是我們聖上的嗎？”可見國家意識形態的普遍深入。兩個堅守主義者聽到這樣一番“大一統”的論調以後，自覺無路可逃，最後只好一起餓死了事。

一切都屬於國家，一切都可以“充公”，這是可怕的。《出關》裡的老子，境遇十分奇特，既受優待，又被作賤，其實是頗受戲弄的。小說最後一段，寫大家殷勤送走老子以後，關官關尹喜走進“公事房”，把老子的著作放在堆著“充公”的鹽、胡麻、布、大豆、餑餑等類的架子上。恰好，他打發老子時，那些權當稿酬的餑餑，也一樣裝在一個充公的白布口袋裡。

《起死》以內容固有的矛盾性，寫成了一個短劇。莊子表面上是一個相對主義者，比如說：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奴才也就是主人公，等等。可是，他能說不能行，本質上是一個秩序主義者。他身為“隱士”，卻一心要見王者；以超脫自命，卻備有警笛，遇到麻煩，即尋求官方庇護；斥人為“利己主義者”，自己倒是自私至極、虛偽透頂的反覆小人。很明顯，莊子是“第三種人”，以及平時並無連絡而實精神相通的某類人物的諷刺性形象。

1935年以後，魯迅為國家主權和革命主權問題所困擾。主權對人權的壓迫，焦點在“統一戰線”。所以，他堅決反抗那種試圖利用主權，借“統一”之名而使任何個體尤其異端動彈不得的做法。他以為“統一”是有原則的，那就是“抗日”；在這一大的原則之下，則是民主化，眾多團體與個體的平等相容。“‘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他反對把“統一戰線”當作國家主權的屏風，但也反對把它理解得過於狹窄，猶如“天羅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