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做準備，所以說，“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眾化，只是空談”。

論戰持續了將近一年，然後偃旗息鼓。臨到最後，革命文學家的理論在一個長於論辯的好鬥者的面前，成了強弩之末；黨組織從內部進行干預，也未始不是一個原因。在環境最險惡的時候，魯迅還說要“硬唱凱歌”，這種由對方首先休戰的結局，當然讓他感到快意。他告訴朋友說：“上海書店四十餘家，一大隊新文豪罵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銷路如常，捏捏腳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但是很快地，魯迅就同革命文學家們走到同一個營壘中來了，這就是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對於魯迅加入左聯，各式人物有各式說法，一說是投降中共，說是為中共所利用，一說是領袖慾，諸多解說，妄加猜測而已。魯迅本人在左聯成立的當月，有信致章廷謙，其中做“人梯”的自白，博大仁厚，誠摯感人。然而，他一面甘於被進步青年所利用，一面又對結盟的青年表示不信任。這才是事實的本相。即使成了“戰友”，他也不忘重提這次“革命文學”的戰事，且同樣以令人不愉快的批判的態度出之。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如此，甚至到了“兩個口號”論爭時，也都仍然如此。魯迅所以重視這次論戰，是因為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上，“革命文學家”的左傾理論，文化組織的宗派色彩，運動式圍剿式的論爭方式，是最容易發生，而且十分危險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革命文學”是對五四新文學的一個反動；因此，魯迅的鬥爭，實際上帶有保衛五四精神——一場現代啟蒙思想運動的鬥爭成果的意義。

1942年，毛澤東在戰時延安作了一個著名的關於文藝的綱領性的講話。這個講話，可以說是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時創造派的觀點，以及左聯時期左翼批評家關於“大眾化”的討論，“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論爭，現實主義問題的論爭等一些激進觀點的整合。其中，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文藝即宣傳的觀點，政治第一的觀點，關於歌頌與暴露的觀點，改造世界觀的觀點，都直接來源於這場論爭，是在此基礎上所作的更系統的整理，更明確的闡述，更帶權威性的發揮。“革命文學家”的觀點所以得到毛澤東的肯定是必然的，為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統一，這位政治家需要把文藝工具化，武器化，甚至把文藝家工具化和武器化。

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在一篇文學論文中，專門論述了所謂“《講話》的構想和魯迅的構想”問題。透過比較，他認為，兩者是不同的。

1。胡適與“人權”

國民黨政府的成立，改變了現代中國的整體政治文化格局。正如齊格蒙·鮑曼說的，“國家政治的統一，需要文化改造運動相伴隨，需要文化價值之普遍性這一假設，後者既是政治統一在思想層面上的反映，同時也是在思想層面上賦予政治統一以合法性”。從這時候開始，所有的文化活動，都在維護還是對抗強權統治，加強還是削弱政府的力量這一基本主題下展開。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旨在破壞偶像，提倡科學民主的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一時間，幾乎使所有的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都變做了激進主義者，但是，以陳獨秀和胡適的個人行為為標誌的內部分化很快出現了。陳獨秀開始組黨，按照“民主”的思路，試圖發動和掌握多數。胡適一則踱進研究室，發揚“科學”，“整理國故”；一則創辦《努力》週報，倡言“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由胡適的好友王世傑主編的《現代評論》，傾向於維持現實政治，這批基本上由學者教授組成的撰稿人，在###面前竟然壓制學生和偏袒政府。有意思的是，頑固對抗新文化運動的，以梅先迪、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與在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在知識界影響日漸擴大的“現代評論”派在維護傳統、權威、秩序的前提之下，變得一致起來。這批人物都是有著共同的留學歐美的文化背景，被後來的學界尊之為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者；其實他們要求的惟是受政府保護的、規範的、有限的自由。

還在北伐戰爭進行途中，國民革命的勢力日漸壯大的時候，現代評論派即開始移師南下。魯迅最早注意到這種情況。這批對政治權力懷有興趣的人物，在蔣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後，即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南京政府》、《清黨運動》、《黨治與民治》、《黨治與輿論》、《黨治的鐵律》、《國民黨目下的機會》等文，贊成清黨，贊成國民黨的“輿論一律”，表示效忠於新政府，做政府的“諍臣”。至於胡適，他傾向國民黨政府有一個過程。在此之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