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生產、辦工廠、辦農場，透過勞動改造，讓他們變成自食其力的人，這是當時副局長馮基平的主張，得到了羅瑞卿同志的重視和大力支援，並由公安部通報各省市學習。我略舉的這幾例，說明羅瑞卿同志雖是兼任局長，但卻是真抓實幹的。

我的發言像是捅了馬蜂窩，成了造反派手中的把柄，他們批判我中毒太深，要我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反思自己的言行，修正“錯誤”。對他們的無理要求，我置之不理，以沉默表示抗議。造反派被我的這種行為激擰�耍�釵搖白傲�餮疲�ё琶靼鬃昂�俊保�暈醫�幸淮斡忠淮蔚吶�罰��也桓某踔裕��且簿痛鋝壞剿�竅氪鐧降哪康摹�

1978年5月，市公安局局長邢相生同志因過度勞累心臟病突發，死於工作崗位。我將此噩耗及時報告了羅瑞卿同志，羅當即表示要參加追悼會。我對他說：“您腿不好，參加這樣大的活動不方便，送個花圈，轉達您對家屬的問候就行了！”羅瑞卿同志一再堅持要參加追悼會，送曾盡��ο啻Φ惱接眩�賜�⑽課室幌灤舷嗌��鏡募沂簦�枰員硎舅�乃寄鈧�欏�

那天，他坐著輪椅來到了八寶山，參加邢相生同志的追悼會，並一一慰問了邢相生同志的家屬，很多在場的同志都感動得哭了。市公安局的廣大公安民警對羅瑞卿同志這種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敬仰不已，崇敬的心情更是與日俱增。我對羅瑞卿同志“只有好印象，沒有壞印象”的想法，不僅反映了我的看法，其實也代表著全域性廣大公安民警的看法。可惜的是，羅瑞卿沒過多久，也離我們而去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完全是憑空捏造

蘇：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問題徹底平反，據我所知，“文革”期間，您為此遭受痛打，也沒有妥小��

劉：共產黨員應該實事求是。1966年9月，康生盡��幌盜械牟呋����蠖�蔥牛�芨�1936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根據黨中央和北方局的決定發表“啟事”出獄，是“自首叛變”，提出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接著把六十一人的問題透露到社會上，陳伯達、健�嗟鵲醬χС趾煳辣�徑氛廡┤恕�1967年3月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義，印發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材料，認定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的決定，張聞天同意，揹著毛主席乾的。就這樣將六十一人定為“叛徒集團”，而且在全國掀起一股揪“叛徒”之風，使許多黨員、幹部遭到迫害。

1968年2月，中組部專案組誘逼部裡的一位同志與我當面對質，讓我承認是“劉湧奉浴�本┦洩�簿志殖し牖�降拿�睢保��洩亓��桓鋈說牡形鋇蛋附桓�慫��缶…他轉手交給安子文銷燬的。為此中組部專案組對我進行審訊，拿出了他們編造的所謂證據，並不時地用坐牢殺頭相恐嚇。他們採用指供、誘供、詐供、逼供等辦法，仍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證據”，便不斷升級加壓，從開始的推推搡搡，發展到對我採取揪耳朵、坐“噴氣式”、罰站、熬鷹等方法，持續了一個月之久，仍一無所獲。

我當時受盡了折磨，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壓力，在身心受到了極大傷害的情況下，我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的浴�潁骸傲��蝗伺淹郊�牛�耆�俏芟萜究漳笤歟��揪兔揮心敲椿厥攏　閉饈股笱段業娜耍�任蘅贍魏危�植壞貌晃�業母找恪⒓嵴甓�床健Ｋ�淺莆沂恰耙豢橛鍾燦幟芽械墓峭罰　薄Ｕ�怯捎諼壹岢至聳凳慮笫塹奶�齲�揮興蛋刖湮バ幕埃�攀箍瞪�ⅰ八娜稅鎩逼群λ�健傲��蝗伺淹郊�擰鋇囊蹌蔽慈〉黴丶�緣鬧ぞ蕁�

劉湧　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3）

1978年12月，黨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大案”得到徹底平反。安子文結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由淮南迴到北京。不久，安子文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我去黨校探望他，我們見面後緊緊握著手，許久許久，恕�菜擋懷鮃瘓浠埃�儀椴蛔越�厝壤岫崢舳�觶�滄遊耐�疽布ざ�醚劬κ�罅恕�

“文革”後，當初與我面對面的中組部同志，曾兩次來信承認對我這個老同志、老朋友犯了莫大的錯誤，表示要痛改前非。

當時的社會治安並不好

蘇：北京當時的社會治安情況怎麼樣？

劉：當時的情況不太好，社會治安混亂，刑事案件激增，特別是青少年刑事案件，讓人痛心疾首。為什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