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力量，片面強調蘇維埃同國民黨政權的對立，急於取得在全國範圍內的革命勝利，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由他們起草而經蘇維埃代表大會透過的檔案中包含的一些過“左”的政策，對根據地的發展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不到一個月，發生了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參謀長趙博生（共產黨員）、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團團長黃中嶽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領導下發動的寧都起義。像這樣一支有著很強戰鬥力的國民黨正規部隊成建制地投入紅軍，過去還不曾有過，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第二十六路軍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大革命時期，劉伯堅、鄧希賢（小平）等一批共產黨員曾在西北軍工作過，黨的主張在這支部隊裡有一定影響。中原大戰中馮玉祥失敗，西北軍的主力之一孫連仲部被蔣介石收編為第二十六路軍，在第二次“圍剿”時被調到江西參加對紅軍的進攻。在作戰過程中，許多官兵受到紅軍很大影響；九一八事變日本強佔我國東北，又引起他們強烈的民族義憤；蔣介石對第二十六路軍的處處歧視和壓制，更激起他們的憤慨。寧都起義後不久，季振同曾對蕭勁光說過：“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⒁

十二月上旬，毛澤東已得知第二十六路軍即將起義的訊息，主持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進行討論。會議針對有人提出的爭取一個旅起義的主張，要求儘量做好工作，爭取組織“全部暴動”⒂。十一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分會見第二十六路軍內中共特別支部代表袁漢澄（袁血卒）。袁血卒回憶道：

“王稼祥、劉伯堅、左權同志領我去見毛主席。我和劉伯堅走在後邊，我輕聲問：‘毛主席是什麼主席？’他說：‘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主席在哪裡學的軍事？’我接著又問。伯堅同志敬重而鄭重地答：‘噢，這個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沒進過軍事學校，但他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熟讀兵書，軍事上料敵如神。幾次蘇區反‘圍剿’的勝利，就是在他指揮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遠矚，每到關鍵時刻，都有卓越的見解。’”

“毛主席的住處陳設極其簡單：一張木床，一張木桌，桌上除了筆硯，就是一摞摞的報刊書籍。……第一句問話是：‘漢澄同志是地下黨員吧？’‘是。1927年在西北軍官學校入的黨。’”

“隨後，毛主席問起地下黨的情況。”“劉伯堅同志插話說：‘我在西北國民軍時，趙博生、董振堂和我們的關係很好，他們具有高度的愛國思想。’”“毛主席稱讚說：‘有愛國主義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產黨合作的。孫中山先生的聯共政策，愛國主義是個重要的基礎。’”

“毛主席……隨後把話題引到了暴動問題上來，他說：‘軍委會昨天討論了寧都暴動的方針和策略，都很好。漢澄同志你考慮一下有把握嗎？’聽主席這樣一問，我一時回答不上，臉上有點發燒，稍停一下，堅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嗎？’顯然主席要問個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幹，七十三旅和總指揮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況向主席做了扼要彙報。”

“毛主席點點頭說：‘全部暴動的條件是存在的，要力爭實現。這全靠我們黨做過細的組織工作。’停頓了一下，毛主席又說：‘萬一不能全部暴動，區域性暴動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臟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們能把二十六路軍這支反動武裝爭取過來，那在中國革命史上將有重大意義。’”⒃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人在寧都宣佈起義，帶著兩萬多件武器，開入中央蘇區。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由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嶽為十五軍軍長。

毛澤東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身分，負責指導紅五軍團的建設工作。在紅五軍團，同其他紅軍一樣，建立政治委員制度。毛澤東找即將就任的紅五軍團政治委員蕭勁光談話。他說：“對這支部隊，要努力按照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辦事，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對起義的軍官，願留下的，歡迎，組織他們學習，進學校，搞幹部教育；對要求走的軍官，歡送，發給路費，來去自願。”⒄他又對即將就任紅五軍團十三軍政治委員的何長工說：寧都起義部隊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軍校的人，因此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