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率領赴京的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住在北長街一個叫福佑寺的喇嘛廟裡。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後，經與各方協商，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及“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毛澤東很注重新聞輿論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訊社，自任社長，起草發出大量驅張的稿件、呈文、通電、宣言，分送京、津、滬、漢各報發表。

為了要求撤懲張敬堯，代表團在京先後進行過七次請願活動。毛澤東還作為請願代表，義正詞嚴地向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提出了驅張要求。

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上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裡。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幹越來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楊昌濟特地致信當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章士釗，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澤東的這位恩師不久就病逝了。毛澤東曾多次到醫院探護楊昌濟。楊昌濟病逝後，他到法源寺與楊開智、楊開慧兄妹一起守靈，併發起募捐，撫卹遺屬，操辦後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釗、楊度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公佈楊昌濟病逝的訊息，介紹他的生平。

驅張運動發生了明顯效果。張敬堯的罪行逐漸大白於天下。在各方一致聲討下，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但最終迫使張氏溜出湖南的，靠的還是直系軍隊和湘軍的武力威脅。已參加國民黨的譚延輳г諛戲秸��鈉旌畔侶氏婢�偃氤ど場Ｊ奔涫且瘓哦�鵡炅�隆�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學會會員易禮容從武昌給毛澤東寫來一封信，認為包括驅張在內的“這兩年的運動，效力還不十分大”，今後“要預備充分的能力”，“鍛鍊一班好同志”，才能實行自己的主張。毛澤東曾在這封信前加了一個按語，對自己傾全力投入的驅張運動作了反思。他說：“驅張運動只是簡單的反抗張敬堯這個太令人過意不下去的強權者”，但驅張“也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22）。

的確，第二次北京之行，是為著驅張而來。但毛澤東卻是把驅張放到改造社會的整個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應該如何改造？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改造？新民學會應該向何處發展？這些，都是盤旋在他腦際的大問題。

對新村式的改良，毛澤東仍保持著一定的熱情。到北京後，他就和王光祈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取得聯絡，並正式加入了這個團體。一九二○年二月，他饒有興趣地參觀了王光祈試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並寫信向長沙的新民學會做了介紹，說：“覺得很有趣味！但將來的成績怎樣？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究失敗（男子組大概可說已經失敗了）”。（23）一種學理是否正確，最終要靠實踐來檢驗。看來，毛澤東對工讀互助運動，既喜歡又茫然。他還需要繼續觀察它在實踐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訪這位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談話內容，不見記載，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為主要話題的。

驅張以後，湖南怎樣建設？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質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於三月十二日寄給在京的老師黎錦熙，表示這些雖然是“枝枝節節的向老虎口裡討碎肉”，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但在中國如果連這樣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

驅張以後，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進步青年做什麼？毛澤東設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試試看，在裡面“實行共產的生活”（24）。

這個時候，毛澤東和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進北平前，還在西柏坡這樣講到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由於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林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當時，和毛澤東交往甚密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舉辦的“亢慕義齋”（意即共產主義小室），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錦熙到北長街九十九號福佑寺平民通訊社會晤毛澤東，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產黨宣言》，還有一堆關於社會主義的新書刊。他二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這一次出遊，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