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道路一樣。

第四，強調在紅軍內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決議從紅四軍的組成和處在農村分散遊擊環境的實際出發，指出對紅軍不斷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是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軍隊政治素質，完成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中心環節。《決議》對各種錯誤思想的表現和社會根源作了分析，並提出克服的辦法。

第五，規定處理紅軍內外關係的原則。決議堅持官兵平等、實行民主主義制度。指出：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不同，沒有階級的分別。長官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切實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堅決廢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長官，自覺地接受管理，遵守紀律，克服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僱傭思想等錯誤傾向。在軍政關係上，要求紅軍指戰員嚴格尊重人民政權機關，鞏固它在群眾中的威信。在軍民關係上，要求紅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在對敵軍的工作上，要求在堅決消滅一切敢於頑抗的敵人的同時，實行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政策。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這樣的軍隊是中國過去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決議不但在紅四軍實行了，其他各部分紅軍也先後照此來做，大大加快了人民軍隊建設的程序。

毛澤東沒有滿足於古田會議取得的巨大成功。緊接著，他又繼續思考著“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這時，他收到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元旦賀信，覺得林彪對時局的估量比較悲觀，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給林彪寫了回信，也就是以後收入《毛澤東選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在這封信裡寫道：“你的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革命不適合的。你的這種理論的來源，據我的觀察，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後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認清楚。”認清了這一點，“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與游擊隊的存在與發展，以及伴隨紅軍與遊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政權（蘇維埃）之存在與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他強調指出：紅軍與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蘇維埃“無疑義的它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後，他把這封信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個“最”字，把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表達得更明確了。

毛澤東在信中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問題提到異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評林彪等“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並且明確地指出：“單純的流動遊擊政策是不能達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誌敏式之有根據地的⒂，有計劃的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無疑是正確的。

這是繼古田會議後又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它進一步糾正了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後一部分人中滋長起來的單純流動遊擊的錯誤觀念，要求大家毫不動搖地確立“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從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開闢和鞏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格局。如果沒有樹立起這樣的深刻觀念，就不可能有以後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也不可能使中國革命能在符合本國實際國情的條件下勝利發展。

這時，國民黨當局又調集閩、粵、贛三省兵力十四個團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會剿”，進犯的主力仍是贛軍金漢鼎部第十二師。閩西革命根據地，在紅四軍第二次入閩後，經過七個多月的經營，已得到初步鞏固。於是，朱德、毛澤東在一月上旬決定率紅四軍回師贛南，吸引金漢鼎部離閩回贛，打破他們的第二次“會剿”。中共閩西特委得知後，來信要求紅四軍留下一個縱隊。毛澤東對送信人說：敵軍是跟著我們走的，不會留在閩西跟你們走。他還寫了八個字：“離開閩西，鞏固閩西。”在贛南和贛西地區，留在那裡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第四團，透過游擊戰爭發展群眾武裝，實力和編制都有擴充。一月間，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