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廣反蔣軍隊正想急進湖南，蔣有先對付兩廣的必要，對我們有改守勢之可能。”（21）會後，紅軍主力分散在閩北一帶攻佔寧化、將樂、歸化、順昌、永安等縣，並在當地籌集給養和款項，準備對付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

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比紅軍的預計來得早得多，規模也比第二次“圍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蔣介石發表《為“剿匪”告全國將士書》，聲稱要“戒除內亂”，“剿滅赤匪”，並宣佈他即日將親赴江西指揮作戰。二十二日下午，他乘軍艦從南京到達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應欽為“圍剿”軍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何應欽直接指揮的左翼集團軍包括七個師，其中大多是從中原戰場調來的蔣介石嫡系精銳部隊，從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據地腹地實施“進剿”，尋求同紅一方面軍主力決戰。陳銘樞指揮的右翼集團軍包括七個師，從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據地“進剿”。此外，還有預備軍、守備軍、防堵軍、航空處等。集中的總兵力達二十三個師又三個旅，共三十萬人。

七月一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下總攻擊令。他們的戰略意圖是：“分路圍剿，務期先將匪軍主力擊破，搗其匪巢，然後逐漸清剿，再圖根本肅清。”（22）作戰方法，因為他自恃這次進攻的兵力雄厚，也改變第二次“圍剿”時的“步步為營，穩紮穩打”，採取“厚集兵力，分路圍攻，長驅直入”，在根據地東西兩側實行嚴密封鎖，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進，企圖在贛南殲滅紅一方面軍主力，再乘勢直搗廣東，解決國民黨內部的反對派勢力。

從第二次反“圍剿”結束到第三次“圍剿”開始，中間只相隔一個月，比以前短促得多。總前委雖然預計到國民黨軍將發動第三次“圍剿”，但沒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圍剿”剛遭受失敗後會來得這麼快。當國民黨軍隊開始進攻時，紅軍的準備還很不充分：指戰員在苦戰之後尚未休整，人員也沒有得到補充，仍是三萬多人；部隊遠離原有根據地，正分散在閩北和閩西一帶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一時沒有集中起來。

在這樣嚴峻的局勢面前，毛澤東、朱德十分沉著冷靜，有條不紊地指揮部隊收縮集中。他們最初曾設想在閩贛邊界佈置戰場，消滅進犯軍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發現這次“圍剿”規模之大和來勢之猛，立刻放棄了原來的打算，下決心集中主力，繞道千里，回師贛南，在具有良好群眾條件的根據地內部，“避敵主力，打其虛弱”，打破這次大規模“圍剿”。

七月十日前後，毛澤東、朱德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在閩贛邊收攏後，急行軍回師贛南。由於國民黨軍隊前進的速度很快，左翼軍的陳誠部主力在十三日佔領建寧以西的廣昌，“我主力向贛南紅區前部或腹部退卻集中都已來不及，毛澤東同志毅然決定紅軍向贛南後部集中”。（23）這就需要實行千里大迂迴，繞過“進剿”軍進攻的鋒芒，沿閩贛邊界的武夷山脈南下，到根據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敵軍背後。當時正值七月酷暑，紅軍在崇山峻嶺中千里跋涉，十分艱苦，但情緒十分飽滿。毛澤東和部隊一起步行前進。七月二十四日，紅一方面軍主力抵達于都縣北部的銀坑，同由廣西突圍後轉戰到江西的紅七軍以及原在贛南的紅三軍等會合。接著，又繼續向西北隱蔽轉移，於二十八日到達興國西北的高興圩，完成繞道千里、回師贛南的戰略任務，為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

國民黨軍隊進入根據地後，東奔西走，尋找紅軍主力決戰，卻到處撲空。七月底，蔣介石、何應欽發現紅一方面軍主力已集中在它側背的興國地區後，立刻集中九個師的兵力，分幾路向興國猛撲過來，企圖消滅紅軍主力於贛江東岸。

這時，雙方主力雲集興國附近，形勢十分嚴峻。紅軍應當從什麼地方突破敵軍的圍攻？毛澤東、朱德召開軍事會議進行研究。會議決定：“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24）

為什麼選擇北出富田作為反攻的突破口？因為當時得到的情報：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向興國急進，其右側的富田一帶只有三個團防守。但當紅軍主力開始北上時，忽然發現陳誠、羅卓英兩師已先於紅軍趕到富田，這是國民黨“進剿”軍中最精銳的部隊，紅軍準備奪取富田的計劃已難以實現。毛澤東、朱德斷然改變計劃，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