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時候的人數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蔣介石、何應欽才猛然發現紅一方面軍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進剿”軍主力又掉頭向西，再到興國北部地區尋找紅軍主力決戰。

這時，紅一方面軍主力已在白石、楓邊地區從容休整了半個月。九月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三萬多人繼續西移，轉到興國、萬安、泰和三縣之間的均村、茶園岡山區隱蔽集結。

國民黨“進剿”軍主力一再撲空，使他們精疲力竭，士氣低落，已無力再在根據地同紅軍作戰。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寧粵兩派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兩廣方面的聯軍趁蔣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蘇區之際大舉北進，進入湖南。鑑於上述種種情況，蔣介石決定“一面牽制江西境內”紅軍，“一面移師贛粵邊區阻止叛軍擴張”（29）。九月四日，何應欽按照蔣介石的決定，命令左、右翼兩集團軍實行退卻。

國民黨軍隊的撤退，正是紅軍反擊的大好機會。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九月七日，紅軍一部在泰和縣老營盤殲滅北撤的國民黨軍隊第九師一個旅。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興國縣高興圩向蔡廷鍇指揮的兩個師發起攻擊。但這一仗打得很艱苦，經過兩天激戰，雙方死傷都近三千人，打成一個對峙。打成對峙的原因是：蔡部戰鬥力強又佔據有利地形，而紅軍兵力不夠集中。這是一個教訓。十五日凌晨，方面軍主力轉移到東固以南的方石嶺一帶，搶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韓德勤師和蔣鼎文師一部，激戰到九時，全殲該部，師長韓德勤被俘後偽裝成伙伕潛逃。其他各路進擊軍紛紛撤出根據地。至此，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圍剿”，是在國民黨三十萬大軍突然發動進攻而紅軍正分散在遠離原根據地的閩西而又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開始的。國民黨參加“圍剿”的軍隊，人數比紅一方面軍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陳誠等蔣介石嫡系精銳部隊。紅一方面軍打破第一次“圍剿”只用了一個星期，打破第二次“圍剿”用了半個月，而打破第三次“圍剿”用了三個月。情況最嚴重時，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但紅一方面軍堅持貫徹毛澤東提出的“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在地方武裝和根據地民眾的配合下，靈活機動地穿插於敵軍重兵集團之間，先後進行了蓮塘、良村、黃陂、老營盤、高興圩、方石嶺六次戰鬥，除高興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勝利，殲滅國民黨軍隊十七個團，共三萬餘人，其中俘敵一萬八千餘人，繳獲各種武器二萬餘件。蔣介石提出的“三個月消滅共軍”的誓言，又一次破了產。

打破敵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後，紅一方面軍都乘勝解放一些新的地區，擴大了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並在十月十一日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十月十四日，他們下達訓令指出，“土圍子炮樓是土豪劣紳的最後營壘，不消滅這一最後營壘，許多的農民群眾還是不敢起來。為要肅清赤白對立，奪取廣大群眾，並捉得土豪籌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滅土圍子炮樓。”（30）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紅軍先後解放會昌、尋烏、廣昌、上杭等縣城，並在長汀、于都、武平等縣普遍開展了工作；相繼共拔掉幾百個地主武裝長期盤踞的土圍子炮樓，鞏固了後方。

這樣，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也就是中央蘇區）。它的範圍擴充套件到二十八個縣境，擁有瑞金、興國、于都、長汀、上杭等十五座縣城，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在根據地內，發動群眾，建立或恢復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分配土地，動員了一萬二千名群眾參加紅軍，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爭中，紅一方面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戰爭的鍛鍊，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創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國紅軍特色的戰略戰術。這些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包括：在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下，“誘敵深入”是紅軍反“圍剿”的基本戰略方針；運動戰是反“圍剿”的基本作戰形式；殲滅戰是反“圍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點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避強擊弱，慎重初戰，採取包圍迂迴、穿插分割的戰術，製造並抓住敵軍在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弱點，出其不意地發動攻擊，實行戰鬥中的速決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系統地總結了紅軍在這三次反“圍剿”中的豐富經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