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期，就有跟在買辦大資產階級後面，成為反革命助手的危險。在抗日時期內，他們不但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派有區別，而且和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也有區別，至今仍然是我們較好的同盟者，因此，“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採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時，還指出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屬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在抗日戰爭中，對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英美派大資產階級應加以區別。前者是投降派，應該打倒；後者是頑固派，具有兩面性，對他們應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此外，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還有抗日的積極性，還需要團結他們一道抗日（關於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非親日派（即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大地主與中小地主及開明紳士之間的這些區別，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最初在《共產黨人》上發表時還沒有講到。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第一次講到這個問題。同年四月以後，他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這部分作了相應的修改，（見該年十一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編輯出版的《黨建論文集》所收的這篇文章）。

由於中國社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也就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就決定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結論。

毛澤東還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帶來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掃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加上有利的國際環境，就能使中國革命的前途走向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部著作的發表，大大開啟了人們的眼界。它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作出瞭如此係統而清晰的說明，使原來令人感到眼花繚亂的紛繁的社會現象頓時顯得那樣井井有條而易於理解，使人們在複雜多變的局勢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夠始終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當時和以後很長時間內產生的巨大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新民主主義”這面大旗高高地舉起來了。那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它們的特點是什麼，還有其他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發揮和說明。

一九四○年一月，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演講，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個長篇講話，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場裡的五六百聽眾，被他的精闢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⑤一個月後，這篇演講首先在《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稍後幾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自己說，他這篇講話的“目的主要為駁頑固派”⑥，但它的意義遠遠超出這個範圍。

毛澤東在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十分明確地回答：“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箇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綱領。

關於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毛澤東主要概括了兩點。第一，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偉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國革命的歷史程序必須分兩步走。關於後一個問題，過去中國共產黨記憶體在過許多混亂的思想，主要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