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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早就說過：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限度的綱領基本上是不相沖突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真誠地願為它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在當時來說，強調這一點，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又說明：兩者之間仍然是有區別的。既然有區別，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個三民主義就夠了，要共產黨把自己的旗幟收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就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自己的旗幟更加鮮明地打出來，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義”宣傳分清界線，系統地闡述自己的理論和綱領，為中國人民指出中華民族要建立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前途。這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戰爆發以來共十多年成功和失敗的豐富經驗，已經成為一個政治上成熟了的政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經能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能夠系統地回答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將黨關於現階段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綱領這面大旗更加鮮明地打出來。用毛澤東後來的話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檔案，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檔案，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他說，只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在抗日時期，“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③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這個全新的理論能夠在這時由毛澤東系統地提出來的歷史背景。

毛澤東在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早就感到，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進入抗戰時期後，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形勢和肩負的任務比過去更艱鉅，更復雜。這使毛澤東更深刻地感覺到理論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就向全黨發出學習理論的號召。他指出：

“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④

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進行了艱苦的進一步的探索。美國作家斯特朗在訪問記中寫道：“黨的負責幹部，住著寒冷的窯洞，憑藉微弱的燈光，長時間的工作，那裡沒有講究的陳設，很少物質享受，但是住著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澤東是她曾經採訪的物件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已經四十六歲，長期的戰爭磨難和陝北的艱苦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他一面緊張地處理著戰爭年代的繁雜工作，一面堅持進行理論研究，常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工作疲勞時，他就用力握幾下用來當作“鎮尺”的鐵條，舒展一下關節，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不是突然產生的，而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經過長時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來的。這個理論以中國的實際國情為出發點。而要真正懂得中國的實際國情，並且依據它提出正確而完整的革命理論，是極不容易的。它需要經歷一個過程。

大革命時期，特別是十年內戰時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所進行的周密而系統的調查研究，使他對中國的國情有了深刻的瞭解，與此同時，他撰寫了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在內，都是形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準備。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一個最偉大、最活躍、最生動的新階段，他闡述黨的理論、路線、戰略、方針和政策的著述，更加豐富了。

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發表的《五四運動》一文中已經說到：“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民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