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上海、香港等地，收買無聊政客，陰謀以群眾運動，損害我國家威信，動搖我抗戰意志，已非一日”。電報嚴厲指責昆明學生，“甘為賣國反動派利用，實為民族莫大之恥辱”，要求龍雲愷切曉諭，使之明瞭幕後陰謀者的用心所在，切勿供人愚弄，破壞抗戰。電報最後嚴厲宣稱：“當地軍政當局，有維持後方治安之現任，應依照野戰治安法令，切實執行紀律，勿稍寬假。”《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002－0601－00160－012。

關於挑動風潮的幕後人物，蔣介石最初認為是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等人，其《上星期反省錄》雲：“反動派鼓動昆明各大學學生*示威，以庸之為其目標。文人政客之卑劣汙陋，如張君勱之流可謂喪心病狂極矣。”《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在重慶召開，張君勱領銜提出《請結束黨治實施憲政，以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和《改革政治以應付非常局面案》，嚴厲批評孔祥熙所主管的行政院效率低下，要求更張人事。自此，張君勱即成為*憲政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昆明“倒孔”*發生，蔣介石懷疑張君勱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懷疑張君勱有敵偽、日寇，納粹德國的背景。蔣介石：《致龍雲電》，《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002－0601－00160－012。參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250頁。其間，蔣介石曾考慮過動用“權力”，為此思考過三天，但認為尚非其時，決定透過張嘉璈與張君勱的兄弟關係對張進行勸說：“勿再作無聊舉動”。《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月13日。當張君勱否認自己是昆明*的主使人時，蔣介石又懷疑張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國社黨成員羅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記雲：“對國社黨之處治辦法須徹底，否則不如暫緩。”這段日記表明，只要時機合適，蔣介石是準備動用“權力”對付其他“異己”黨派的。不久，蔣介石下令封閉張君勱在雲南大理的民族文化書院，並利用張君勱到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的機會，將其軟禁於重慶汪山，處於特務的嚴密監視中。參見楊永乾：《張君勱傳》，〔臺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頁。事後，蔣介石派康澤到昆明調查，證明*和國社黨無關。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253頁。當時的*雲南省工委貫徹“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也沒有在背後領導這次運動。參閱李群傑：《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建設和在黨領導下的雲南抗日救亡運動》，《雲南文史資料》第30輯，第9頁；熊德基：《我在聯大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回憶》，《雲南文史資料》第34輯，第375－378頁。

“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7）

昆明*和孔祥熙以“飛機運洋狗”的不實報道有關，但抗戰期間孔祥熙確有種種劣跡，受到各界人士的廣泛反對。連軍統骨幹唐縱都認為“孔之為人，莫不痛恨”。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第253頁。*反映出當時社會公眾對孔祥熙和國民黨官僚階層的普遍不滿。這一點，蔣介石有認識。他在日記和《反省錄》中寫道：驕矜自滿而不自知者是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齊家，何能治國，人皆由於自侮也，可不戒乎？《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月10日。

戚屬恃勢凌人，驕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時令人憤悶。《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

滇黔各校反對庸之夫婦之運動已醞釀普遍之風潮，此乃政客、官僚爭奪政權之陰謀，可謂喪心極矣。然而平時之不加自檢，驕矜無忌，亦為之主因也。《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月21日。這些地方，說明蔣介石不是沒有看到孔祥熙家族，特別是孔祥熙本人的問題，但是，他並沒有對孔祥熙和行政院採取任何措施，仍然怪罪於“國人”，特別是學生。日記雲：“國人與青年皆無辨別之智慧，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顛倒，自古皆然。”《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2年1月9日。其實，昆明*雖有幼稚、輕率的一面，但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學生們的愛國熱忱和嫉惡如仇的積極一面。蔣介石完全看不到這後一面，他就站到愛國學生的對立面去了。

當時，西南聯大既有國民黨，也有三青團的基層組織。風潮中，蔣介石感到這些組織都未能發揮作用，深感“無人已甚”之苦。*中，部分三青團員成為“倒孔”積極分子，國民黨雲南省黨部為了掌握“領導權”，也有意識地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