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後來也採信了張嘉璈的解釋。1942年1月22日，他在社評《青年與政治》中寫道：（本報）立言之意，全本愛國熱忱，闡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憑所聞，列舉一二事例，並非立論之中心，且關於飛機載狗之事，已經交通部張部長來函聲述，據確切查明系外籍機師所為，已嚴予申儆，箱籠等件是中央銀行的公物。本報既於上月三十日揭載於報，而此函又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負責檔案，則社會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王芸生不是一個屈服於壓力的人。當初，他敢於冒犯新聞檢查機關的“刪扣”，照原文發表社評；事後，他自然也不會輕易違心地承認官方的掩飾。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4）

更重要的證據是宋慶齡1942年1月12日寫給宋子文的信件，中雲：《大公報》發表了一篇言語中傷的社論來歡迎我們，指責我們帶了大批行李和七隻餵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僕從。事實是當時飛機上共有２３人，你可以想象每個人能帶幾件行李。這篇社論雖然用詞巧妙，沒有點名，但指的就是我們。我想對社論作出回應，但別人勸我應保持尊嚴和沉默。與此同時，謠言傳得很廣，也很快。藹齡姐說，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現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這些謠言了。

我沒能帶上我的很多檔案和其他無價文章，更別說我的狗和衣服了。當我到這裡來的時候，我發現我只帶了幾件舊衣服，那還是女僕燈火管制時黑底裡為我隨手抓來的。

對一個每天寫東西的人來說，我甚至連一支筆都沒有。宋子文檔案，胡佛檔案館藏。此函多年來不為人所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者張俊義第一個發現，並全文翻譯，見《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頁。抗戰期間，孔祥熙一家在重慶上清寺範莊、南溫泉及化龍橋幾處均有公館，包括夫人宋藹齡、長女孔令儀、次女孔令偉等都住在重慶，但是，孔祥熙在香港沙遜街有房產，因此宋藹齡有時也住在香港。宋藹齡有心臟病。1941年12月上旬，宋藹齡帶著孔令儀和管家趙惠芳自重慶到香港看病、治牙，適逢香港危急，便在匆忙中又逃離香港。12月9日中午12點，宋慶齡和宋藹齡同在香港機場候機，直到10日凌晨5點才同機離港。事前，宋慶齡靠了女僕的幫助，臨時抓了幾件衣服，同樣，宋藹齡等也不可能攜帶大量行李，更不可能攜帶幾條“洋狗”。宋慶齡到達重慶後又和宋藹齡等同時離開機場，暫住孔家。如果有大批行李和幾條“洋狗”運回孔府，她不會不瞭解。在致宋子文函中，她認為《大公報》“帶了大批行李和七隻餵牛奶的洋狗”的指責是一種“言語中傷”，自然有力地說明，有關報道並不可靠，半是接機者的目擊，半是揣度。

關於“飛機運洋狗”一事，2006年，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研究員曾詢問當時還健在的孔令儀。孔也是同機離港者之一。據她說：“當時情況危急，香港到處風聲鶴唳，她們是最後一班飛機離港，連位子都沒有，行李也來不及拿。”關於那幾條“洋狗”，孔稱：“狗是屬於外國人的。是令偉在機場等她們時，和老外聊天，逗他們的狗玩。三隻狗都不是令偉的。”曹琍璇致本文作者函，2009年12月5日。雖然事隔多年，孔令儀的回憶可能有不準確的地方，但上述回憶和宋慶齡事後給宋子文函所述大體一致。關於“狗”的主人是“外國人”，這一回憶也和張嘉璈的更正函一致。當日，孔二小姐的角色雖是接機，但人們熟知她平時愛狗，“和老外聊天，逗他們的狗玩”，自然會被誤認為是從香港運狗的主人了。

以上說明，當年張嘉璈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實，然而，可惜的是，當時大部分人都不予採信。多年來，幾乎所有相關的歷史著作都在繼續宣揚：香港危急之時，孔家搶運“洋狗”。以訛傳訛，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繪聲繪色地描寫孔二小姐如何在機上持槍強迫其他“要人”為“洋狗”讓出位子，似乎作者當時在場一般。

新聞報道與歷史著作的共性都是必須高度真實，所述各事均需嚴謹地加以核查和考證。譽人之善，恰如其分；斥人之惡，也不增不減。不能因為某某是正面人物，就無根據地粉飾、溢美；也不能因為某某是反面人物，就不加分析，任意抹黑、抹醜。多年以來，人們從某種預設立場出發，對於揭露國民黨的資料常常未經核實就加以引用，因此錯訛就在所難免了。

“飛機搶運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5）

【四】昆明*平息，蔣介石和國民黨加強政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