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

早在德川幕府初年，日本的社會關係就模仿“家”的樣式發生轉變，這種關係下的人總是像敬奉父母般敬奉上級，儘管為“家”模式組織起來的人都未必存在血緣關係。當天皇的絕對權威樹立起來後，天皇就被當成了整個日本國的大家長，每一位國民都必須恭順地孝敬天皇，正所謂“忠孝合一”、“一國一家”。因此，日本的法西斯又有著濃濃的封建色彩。這一時期，學者們又陸續推出“國體論”和“家族國家論”的思想，讓日本人更加瘋狂，認為“神聖”的侵略戰爭勢在必行，在日本民間頗為盛行的日本主義也被後來的學者稱為天皇中心主義。

參與策劃“2·26兵變”的北一輝就是日本主義的鼓吹者。在他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中，他就極力要求將日本變成由天皇直接統治的萬眾一心的嶄新國家。他要求將天皇作為國家的最高機關，消除阻礙天皇和國民交流的所有障礙，例如廢除樞密院、罷免樞密官，結束華族制度的生命。總之一切都要以天皇為中心，天皇是日本的支柱，所有國民都應該拋棄狹隘的自我，竭盡所能地為天皇奉獻。北一輝的思想對青年軍官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併成為後來日本實行法西斯主義的指導思想。

一、皇軍、鬼子、野心、侵略（2）

與此同時，在民間流行的“天皇平等主義”也力圖重新闡釋國體，主張“一君之下，萬民平等”。而這裡的“平等”，無非是要求所有人不分位尊位卑都應該為天皇盡心盡力，天皇是日本的支撐，要保日本國強民富，就必須“全心全意為天皇服務”。在宣揚天皇至高的國體論橫行之時，曾經在日本輝煌一時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進步思想都被無情地扼殺了，國體論成為日本思想界的主角，有力地煽動著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為對外戰爭的展開提供精神支援。

在明治和大正時期蓬勃發展的民權運動受到壓制，被絕對化了的國家權力在官方的輿論轟炸中日益現出其“合理性”，奴役了越來越多人的思想。日本的倫理學家西晉一郎評價日本是“有君權，無民權”。日本天皇在憲法中規定了君權決定民權，任何社會生活都悉數被國家的大概念囊括，國家生活大搖大擺地凌駕於個人生活之上，並涉及了個人可能涉及到的所有領域。在至高的君權之下，在絕對的國家權力下，個人權力被毫不吝惜地消滅了，每個日本人都被要求無私無求，人生的最大使命就是效忠天皇，為國服務。

1937年，正值日軍全面侵華行動展開之際，日本文部省“適時”頒發了《國體之本義》一書，號召國民否定個人，將自我奉獻給天皇、國家，還大力讚頌日本國民的無私精神。在天皇至高論和國家權力絕對說的思想大規模的轟炸下，日本具備了實行法西斯統治的思想基礎。與此同時，法西斯式的政治制度也在逐步確立。1932年5月15日，日本發動法西斯政變，主張以國際協調方式解決外交問題的首相犬養毅被海軍少壯派軍人殺死，儘管政變之人迫於形勢自首受審，並沒有成功建立起政權，但隨著首相的身亡，本已脆弱不堪的政黨內閣轟然倒塌，軍部藉機得勢，建立了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核心的新內閣。文人們的政治時代結束了，軍人們掌握了日本的未來。

於是，整個日本都籠罩在軍人的恐怖統治中，他們利用媒體大力煽動日本人對中國人的仇恨情緒，宣揚被美化好了的侵略戰爭，並嚴格控制國內思想。明治時期明朗開化的社會氛圍不見了，整個國家都被狂熱極端的法西斯主義淹沒，混沌一團。僅1932年一年，被禁的各種出版物就多大5000多種，高喊反法西斯主義的日本共產黨，也在政府的大清剿中元氣大傷，無數進步人士被捕入獄慘遭殺害。

1936年，為北一輝思想感染的青年軍官們發動了“二·二六政變”，政變的軍官一度佔領了陸軍省，要求將日本改造成法西斯國家。儘管政變很快被鎮壓下去，北一輝也作為###被判死刑，對政變的“平定”卻鞏固了日本軍部的政治地位，在“全面革新政治”的口號下，一系列法西斯式的政策紛紛出臺。警察的權力大了，國會的力量小了，軍部和財閥成為親密的朋友，日本的法西斯體制有了清晰的輪廓。

任何一場戰爭都耗資巨大，國與國的戰爭在大多時候都是綜合實力的較量，日本強大了，但和西方國家相比，又顯然強大得不夠，此時的中國儘管疲憊不堪，卻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能掉以輕心。況且，日本資源匱乏難以應付長時間的戰爭，必要集中力量，在短時間內將中國佔領。因此，日本法西斯建立後不久，就開始著手集合人力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