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就實說，王綰與秦王從來沒有過重大歧見，諸般政事之默契一如既往，然則，這種陌生感卻揮之不去。思緒飄向遠方，不經意間，王綰似乎也想明白了：秦王事事圖創新，自己卻似乎事事都循著常規與傳統。陌生之感，由此生焉。十幾年來，自己似乎沒有出過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謀劃。與李斯尉繚兩位大謀臣相比，自己確實少了些獨具慧眼的長策大略。在預謀政事上，王綰也似乎總跟不上秦王大跨度的步幅，至少是很感吃力。凡此等等，都是實情，但王綰依然相信，這不是陌生之感的源頭。以秦王秉性，若僅僅是如此這般，他早早已經明說了。

滅楚之後，秦王將李斯擢升為廷尉，且顯然將廷尉府變成了統籌新治的軸心，這教王綰很不是滋味。李斯的功績才具，王綰是認同的。就廷尉府的職責權力而言，秦王也沒有逾越法度。然則，新朝圖治這般重大而涉及全域性的謀劃，廷尉府難道比總攬國事的丞相府更合適麼？顯然不是。此間之要，人事也。人事之要，政見心界也。

王綰與秦王之間，有著一道雙方都明白的心界鴻溝。這道鴻溝，與其說是實際政見不合，毋寧說是所奉信念不同。王綰信奉《呂氏春秋》，秦王則信奉《商君書》。這兩部治國經典的差異，生髮了王綰與秦王之間難以彌合的心界鴻溝。兩部經典的差異有多大，這道心界鴻溝便有多深。當年，王綰是奉呂不韋之命，到太子嬴政身邊做太子府丞的。很長時間裡，王綰都是呂不韋與少年太子少年秦王之間的有效橋樑。秦王親政後，《呂氏春秋》事件發作，王綰沒有跟呂不韋走，而是選擇了輔佐秦王。但是，王綰卻不因人廢言，對《呂氏春秋》所闡發的治世大道，王綰始終是信奉的。即或在秦王面前，王綰也從來沒有隱瞞過。對此，秦王當然是清楚的。可是，秦王從來沒有因為王綰信奉《呂氏春秋》而減弱對王綰的倚重。否則，王綰何以能做十餘年的丞相？直至封賞功臣，直至秦王變成了皇帝，王綰的丞相之職也未見動搖跡象。

久歷風霜的王綰看得明白，秦王對自己，一如當年對呂不韋：只要你不將治學信念化作不同政見，不將政見化作事端，永遠都不會有事。也就是說，只要王綰目下安於現狀，不將自己心頭突突躥跳的信念搬出來變為政見，天下首任丞相是無可動搖的。

難處在於，王綰摁不住這頭在心頭躥跳的鉅鹿。

滅楚之後，王綰有了一種越來越清晰的感覺：天下到了歧路亡羊之時，必得有人出來說話！目下，能夠擔當這個說話者職責的，大約只有自己了。博士們分量不足，奏對又往往陷於虛浮。元老大臣們失之淺陋，無以論證大道。即或是目下領事的一班重臣。其學問見識也沒有一個人足以抗衡李斯，不足以發端大事。只有王綰，根基是老秦名士，少年入仕而歷經四王，資格威望足以匹敵任何元老勳貴，論治學見識，王綰是呂不韋時期頗具名望的才士。最要緊的是，只有王綰清楚地明白新朝圖治的實際要害何在，不至於不著邊際地虛空論政，反倒引起群臣譏諷。王綰隱隱地覺得，這是上天的冥冥之意，這是無數聖賢典籍的殷殷之心。天道在前，聖賢在前，丞相權力徹侯爵位何足道哉！

“諸位，皇帝即位，圖治天下，何事最為根本？”

“治式——”

酒宴剛一開始，王綰一句問話便將來意揭示明白。博士們不約而同地昂揚應答，顯然也明白告訴了王綰，他們是有準備的。王綰一時大為欣慰，一改很少痛飲的謹慎之道，與博士們先連飲了三大爵，以表對皇帝即位的慶賀。置爵於案，王綰慨然道：“老夫今日拜謁學宮，一則，感念眾博士為國謀治，重新整理典則、創制朝儀有功！二則，共商新朝圖治之根本。諸位皆飽學之士，尚望不吝賜教。”

“鮑白令之敢問丞相，天下大道幾何？治式幾何？”

“天下大道者二，王道，霸道。天下治式者二，諸侯制，郡縣制。”

“淳于越敢問丞相，人云廷尉府謀劃郡縣制，丞相何以置評？”

“圖治之道，人皆可謀可對。廷尉府謀郡縣制，無可非議也。”

“伏勝敢問丞相持何等主張？諸侯制乎，郡縣制乎？”

“諸位以為，老夫該當何等主張？”

王綰揶揄反問，柳林中蕩起了一片笑聲。詰難論戰原本是戰國之風，博士們已經在幾個回合的簡單問答中大體清楚了老丞相的圖謀，正欲直逼要害，卻被王綰輕輕盪開，不禁對這位老丞相的機變詼諧顯出了幾分由衷的佩服，一時笑出聲來。

“在下叔孫通有對。”一箇中年士子站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