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宮，關中依然沒有大軍。後來新徵發的五萬“材士”駐屯關中，也沒有用於監管罪犯。凡此等等，意味何在，不值得深思麼？

其二，秦之罪犯極少發生暴動逃亡事件。史料所載，只有秦始皇末期驪山刑徒的一次黥布暴動。相比於同時代的山東六國與後世任何政權，以及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這種百餘年僅僅一例的比率是極低的。這一歷史現象說明：秦帝國時代，罪犯並不構成社會的重大威脅力量，甚或不構成潛在的威脅力量，反而成為了一支擔負巨大工程的特殊勞動力群體，最後甚或成為了一支平亂大軍。若是一個法治顯失公平的社會，不會如此自信地使用罪犯力量，罪犯群體也不會如此聽命於這一政權。當陳勝的“數十萬”周文大軍攻入關中之時，關中已經無兵可用，其時若罪犯暴動，則秦帝國的根基地帶立即便會轟然倒塌，陳勝農民軍便將直接推翻秦帝國。而當時的事實卻恰恰相反，七十餘萬罪犯非但沒有藉機逃亡暴動或投向農民軍，反而接受了官府整編，變成了一支至少超過二十萬人的平亂大軍。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假若罪犯不是自願的，帝國官府敢於將數十萬曾經被自己懲治的罪犯武裝到牙齒麼？

而如果是自願的，這一現象意味著什麼？

在人類歷史上，無論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是施行惡法，還是施行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