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臺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柄的人認為：只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地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子？為什麼一箇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鬆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我到愛荷華，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闆，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使我感動。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面指教。”

裴竹章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質量有問題。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準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哪裡都是中國人。”我說：“好，我不講。”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覺得怎麼樣？”我說：“還是不準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哪裡都是中國人。”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干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並沒有變。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質量真的有了問題？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我想不應是質量問題。這不是自我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中國人並不是質量不好，中國人的質量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質量。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麼原因？

醜陋的中國人（3）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有人說：“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先。”這話有一個大漏洞。記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劇（《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都要吃藥。有一次，兒子憤怒地說：“我不要這個藥，我寧願死。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體？”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爭等等的流沙之中，難以自拔。我看到別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心裡充滿了羨慕。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

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臺北曾經一度反髒亂，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我們的廚房髒亂，我們的家庭髒亂。有很多地方，中國人一去，別人就搬走了。我有一個小朋友，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嫁給一個法國人，住在巴黎，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打過地鋪。她跟我說：“她住的那棟樓裡，法國人都搬走了，東方人都搬來了。”（東方人的意思，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有時候專指中國人。）我聽了很難過，可是隨便看看，到處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處跑，到處亂畫，空氣裡有潮溼的黴味。我問：“你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