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嘴上說著不要，身體卻很誠實。 有意思的是，《宋史》對大宋接下來的事幾乎閉口不談，即便談，也不情不願、含糊其辭。萬幸的是北漢和契丹人不辭辛勞地幫我們記在了小本本上： 先來聽聽北漢的血淚控訴： “（976）十月……宋帝崩，晉王光義即位……以宋師退遣使謝遼。十二月……以宋師復至擄掠軍儲告遼且乞賜糧為助。” “（977）五月，遣使謝遼（賜粟三十萬斛）且以宋事告……七月，以宋人侵我告遼……十月，復遣使以宋事告遼……” 再來看看契丹人憂心忡忡地記錄： “（976）十二月……漢以宋軍復至掠其軍儲來告，且乞賜糧為助。” “（977）五月……漢遣使來謝（賜糧），且以宋事來告……七月，漢以宋侵來告，遣使助漢戰馬……十月，漢復遣使以宋事來告……十一月，漢復遣使以宋事來告……” 趙光義即位的一年時間裡，就有四、五次較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且不用“戰爭”一詞，因為這些衝突很有可能是宋朝邊關將領的個人行為，並非舉國之力的軍事入侵，遠比“三徵北漢”的規模要小，但已經足以讓北漢難以招架而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向契丹爸爸乞援，求兵求糧求抱抱。 面對大宋的“背信棄義”，契丹卻表示不要在意這些細節，這些小誤會是不會影響到宋遼友誼的。要有大局觀嘛，一切向前看，扞衛我們的共同價值觀。 契丹高舉價值觀，北漢怒罵腦血栓。 前文有云，大宋收復南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教科書式的古代立體化戰爭的模板，輿論戰、金融戰、情報戰……最後才是直接的軍事打擊，並最終取得了驚人的成效。在面對北方勁敵時，大宋當然不會放棄這套成熟的打法。 比如金融戰。 太祖時，為了能夠集中精力收復南方，放寬了對遼貿易的管制，任由商旅在邊境互市，而官府不予干涉。 現在主流觀點認為，開放邊境貿易可以有效緩解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矛盾衝突。沒有人天生是強盜，遊牧民族之所以會南下武裝劫掠，只是因為他們缺少必要的生活物資，特別是當草原遭遇惡劣天氣時，缺乏糧食的他們會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才迫不得已成群結隊南下打劫。畢竟打劫也是要冒生命危險的，特別是長城出現之後。 如果中原人願意用糧食、布帛、鍋碗瓢盆等東西換取他們能提供的毛皮等，遊牧民族當然也願意選擇和平共處。 趙匡胤放任邊境貿易，契丹人可以自由地、平等地、安全地換回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北定三關”的痛苦記憶還未消散，哪個契丹人會叫囂南侵呢？ 兩國商旅絡繹不絕，互通有無，邊境地區一片欣欣向榮。 趙光義即位後，很快就宣佈要將邊境貿易納入監管，不能放任自流了，具體的做法就是在鎮州、易州、雄州、霸州、滄州等邊境城市設定海關（榷務）。 設定榷場、回圖務、折博務等機構，不僅僅是為朝廷增加了海關稅收，更重要的就是對雙邊貿易進行有效控制。遼國在經濟上對宋的依賴度更高一些，也就使得大宋可以透過這條措施扼住遼國的脖頸，對遼國實施金融戰、貿易戰。同時也會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一個談判籌碼，“放鬆貿易管制”就成為迫使遼國在其他問題上對大宋做出讓步的外交籌碼。 在決定正式動武前，大宋不會把這根絞索收得太緊。在這一次的貿易管制中，大宋開放了香藥、茶葉、奢侈品（犀角、象牙）等大宗商品的買賣，只動皮毛，不傷筋骨，給契丹人留有幻想空間。 大宋加強了對來自遼國的礬、鹽的管控。 鹽自不必多說，自古以來就是重要戰略資源，更是關乎朝廷財政稅收；礬可用來印染、冶煉，也是當時遼國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而礬的利潤相當高，宋太祖時就出臺法律禁止民間販私礬，使得礬如鹽鐵一樣，全部官營，如有違反者，對其違法所得和贓物一律沒收。如今趙光義加大了販私礬的處罰力度，規定走私遼國礬達三斤的，就判死刑。 收緊遼礬貿易，可以增加大宋財政稅收，而更深一層的意思，當然還是對遼國的貿易戰，就好比燈塔國對汽車、晶片等商品的管控，以及我們對他們部分農產品的反制一樣。 當契丹人還在談判桌上就貿易問題與大宋討價還價的時候，大宋卻在北面設定了三個軍事要塞：潞州北新築一城，賜名“威勝軍”；鎮州廣陽寨升為“平定軍”；延州永安鎮升“保安軍”。 977年5月，趙光義派起居舍人辛仲甫訪問契丹，行至邊境時，得到了一條重磅訊息：朝廷打算收復北漢！ 契丹是北漢的爹，中原一旦動手，契丹必然橫加干涉。辛仲甫飛書朝廷，請示出訪行動事宜，朝廷回覆：“走你！（有詔遣行）” 雙方來往公文的具體內容無考，不過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並非是辛仲甫貪生怕死，而是針對外交辭令的跟進請示。這章沒有結束，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