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稻草】 劉承鈞要想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就要先擺脫契丹爸爸的控制，而要想擺脫契丹的控制，就要先做到“獨立且自主”。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邏輯怪題。 在劉崇時期，北漢的內政、外交，事無鉅細都要貫徹六字方針——早請示、勤彙報，一切盡在契丹的掌控之中，劉崇唯唯聽命而已；按照事前的約定，北漢每年都要向契丹繳納一筆不菲的“保護費”，逢年過節或有其他慶賀，還要另備厚禮，向契丹貢獻…… 政治上的操控、經濟上的盤剝、軍事上的威脅恐嚇……在契丹的控制之下，北漢只能作為大國之間的軍事緩衝帶、外交談判的籌碼、地緣政治的棋子，永遠不可能獲得“獨立”和“自主”，因為這不符合契丹爸爸的利益。 其實石重貴已經為劉承鈞做了一個示範，給他提供了可以借鑑的經驗教訓，卻並未引起劉承鈞足夠的重視，相反，倒是契丹人認真總結了石重貴背叛的前車之鑑，終於將劉承鈞的反抗扼殺在搖籃裡。 劉承鈞即位以來，有意識地疏遠契丹，不聚集、不扎堆、減少不必要接觸，請示和彙報也逐漸減少，也就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其實劉崇時期雖然是事無鉅細地請示、彙報，但契丹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一竿子插到底，真正的“細”是不會干涉的，只要別在“巨”上出問題就行，契丹人只在乎你的態度，大國要面子。 除了來往頻次上的減少，劉承鈞在書信中的言辭也開始不再那麼卑微，使節的禮數也日趨簡化和敷衍。 此時的契丹人正處低谷，萎靡動盪，無暇顧及逆子。 劉承鈞就這樣，在作死的邊緣瘋狂試探幾年之後，迎來了“澤潞之戰”，劉承鈞將此看做是北漢徹底走向獨立自主、強大富足的轉折點，所以才會徵調全國精銳南下援助李筠。 然而事與願違，“澤潞之戰”後，北漢更加依賴契丹人的保護，從這一刻起，北漢開始不斷地“遣使如遼”、“以宋侵告遼”…… “澤潞之戰”也讓契丹人看清了劉承鈞的腦後反骨，這傢伙果然要做石重貴第二。 雖然對北漢心存不滿，但為了遏制中原勢力，契丹人又不得不派兵幫助北漢。而這又讓劉承鈞產生了戰略誤判，讓他認為契丹一來是沒有看穿他的小心思；二來是在中原勢力的牽制下，契丹不可能放棄北漢，所謂北漢虐遼千百遍，契丹待漢如初戀。 套用當下時局，劉承鈞就好比澤蓮司機。 於是，劉承鈞更加大膽地推進內部的改革，大肆打壓、排擠“先帝系”，提拔自己的嫡系。 我們可以類比後晉，“先帝系”是時代的見證者，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親遼派”，正是由於他們的親遼主張和積極推進，才贏得了遼國的大力支援，從而建立起自己的政權。而石重貴則將他們斥為賣國賊、叛徒、漢奸，從而提拔了一批“反遼派”，於是國家路線被修改。 劉承鈞同樣是排斥“先帝系”，其核心人物段常更是慘遭滅門。 這是什麼行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就罵娘。吃爺、喝爺，還想反爺？遼國震怒，決定給劉承鈞施壓。 遼國施壓的方式比較溫和——扣留使節。反攻樂平失敗（963年）後，北漢急於獲得遼國更多的軍事援助，於是接連不斷地“遣使如遼”，搬請救兵。遼國的態度逐漸冷淡，從最開始的有求必應，漸漸地，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告急，遼國才會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遇宋軍輒撤兵）。到現在，遼國乾脆不再派兵。 沒有遼國的軍事援助，北漢滅亡在即，劉承鈞只能厚著臉皮繼續派使節。 遼國將使節扣留，然後送來一封國書，列舉了北漢的“三大罪”，予以嚴厲譴責。“三大罪”：擅改元、援李筠、殺段常。 劉承鈞即位之初沿用“乾佑”，直至三年除服，既放棄了象徵後漢正統的“乾佑”，又沒有尊奉天朝上國——遼國的年號“應歷”，而是自創年號“天會”。改年號的政治意義不言而喻，這是遼國的紅線。 在援助李筠方面，遼國人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劉承鈞“有所覬覦”。豐滿自己的羽翼，偷偷摸摸地發展下線，壯大自己的勢力，就你這點小心思，能瞞得過誰？這同樣是遼國的紅線。 殺段常，是北漢派系鬥爭的高潮代表事件，象徵著劉承鈞對內部“親遼派”的清洗和對國家親遼路線的修改，其目的在於削弱遼國對北漢的影響力，擺脫遼國的操縱，這當然是遼國的紅線。 劉承鈞在這三件事上全是踩著紅線蹦迪，在作死的路上漸行漸遠。他誤將遼國人的沉默當做愚蠢，把遼國人的大局思維當成束手無策。棋子一旦把自己當成下棋人，就離死期不遠了。 遼國人受夠了劉承鈞，就像受夠了石重貴一樣。但有了石重貴的前車之鑑，遼國人暫時沒有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的打算，而是採取了折中的辦法：扣留使節、遺書責罵。爹打兒子，只想教訓教訓，不是想打死他。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