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主李煜】 李煜即位之後，急需穩固其統治地位，確立以李煜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封建權力體系，且看李煜的政治三板斧： “還都葬父正法統” 李璟倉促遷都洪州，三個月後病亡，臨死時告誡李煜，務必就地薄葬，否則就非忠臣孝子。然而李煜即位後，卻違背李璟遺願，將其棺槨迎回昇州，葬在爺爺徐知誥的陵旁。 昇州是南唐的首善之區，李璟商議遷都的時候，滿朝文武幾乎是一致反對，只有唐鎬極力贊成，如果繼續把中央行政機構留在洪州，那麼李煜將失去文武百官的擁護，這是李煜不能冒的政治風險。 同時，將李璟葬在徐知誥身邊，也是向世人傳遞一個訊號：哥是南唐的合法繼承者，是嫡長子繼承製的合法產物。 “奉宋正朔” 李煜即位後，第一時間向大宋遣使告哀，彙報國內的變故，並表示尊奉正朔等一切皆如舊制，同時要求給先父追贈帝號。趙匡胤回詔書撫慰，在詔書中，趙匡胤“降詔不名”，以示優渥。 大宋應李煜的要求，追贈了李璟帝號。獲得大宋的認可和支援，李煜懸著的心就踏實了下來。 此前，李璟雖然削去了帝號，但一切規章制度皆如王禮。李煜即位後，每當接待宋朝使節，都要換穿紫袍，以示對天朝上國的恭順，等使者走了之後，再恢復如初；昇州宮殿上面使用了鴟吻當裝飾物，這也是天子專屬飾品，每當迎接宋使，李煜先將它摘下，送走宋使後再安上。關門皇帝。 在貢獻方面，更要體現出恭順的態度： 961年7月，李煜遣使如宋告哀告即位，貢金器兩千兩、銀器兩萬兩、紗羅繪彩三萬匹；9月，宋朝派人來昇州弔唁，給隨了三千匹絹作為份子。 次年（962），南唐於3月、6月、11月三次遣使如宋進貢。 除了逢年過節要進貢，天朝上國凡有大事，如紅白喜事、開疆拓土、建造宮殿……都要進貢，表示祝賀。 回鶻、女真、高麗等番邦也向中原進貢，但他們的進貢是有利可圖的；南唐的這種進貢，是實實在在的進貢，動輒成千上萬兩的真金白銀，還要給高階官員額外行賄，而大宋的回禮就君子之交淡如水了，顯得是那麼樸實無華、禮輕情意重。 孫子，就要有個孫子的樣子。 “金融改革” 李璟晚年推行量化寬鬆政策，鑄大錢、鑄鐵錢，增發貨幣，只半年就宣告廢止。李煜接班之後，頹廢的國民經濟依然沒能恢復，大把大把地往宋朝撒幣的行為給千瘡百孔的南唐經濟雪上加霜，李煜不得不重啟印鈔機，重拾量化寬鬆政策。 相比於李璟的雙管齊下，李煜相對保守，只走了鑄鐵錢這一條路，其倡導者仍是韓熙載。 之前，李璟鑄造了“唐國通寶”銅錢，“唐國通寶”在錢幣收藏圈裡頗有一席之地，因為它是最早的“對錢”，即有真書和篆書配對鑄造，比較有意思。 起初，官方鑄造的標準是每一千枚用銅三斤十二兩，隨著時間的推移，民間出現大量“假鈔”，即所謂的民間私鑄、盜鑄，採取偷工減料的方式賺取差價，到了後期，每一千枚錢僅重一斤左右，縮水三分之一！這種私鑄錢輕薄到什麼程度呢？史籍記載，可以漂在水上…… 南唐面臨的經濟困境（慎用“經濟危機”一詞）與當今很多國家如出一轍，是產能不足或產業空心化而導致的供需失衡。但是很多專家、公知都別有用心地將其包裝為“錢荒”，引導輿論，繼而干擾國家大針方針，推銷量化寬鬆這杯毒奶，本末倒置。 舉個例子： 外地遊客張三來到某陷入經濟困境的村莊A，花100文銅錢住店，旅店老闆拿著100文銅錢買了肉，肉鋪老闆拿著100文銅錢買了衣服，裁縫店老闆又買了100文的布料，布店老闆歸還了賒欠旅店老闆的住宿費。這時候張三臨時有事，於是退房，從旅店老闆這裡拿回100文銅錢離開了村莊A。 在這個例子中，100文銅錢轉了一大圈，又回到張三手中，整個村莊A的市場卻得到了充分調動，經濟得以盤活。 於是，有人就悟出一個道理，認為增發貨幣是解決一切經濟困境的制勝法寶。但他們恰恰忽略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村莊A的經濟之所以得以復甦，僅僅是因市場上缺乏足夠多的流通貨幣，所以張三給村莊A注入了流動性之後，所謂經濟困境自然迎刃而解。 我們看第二個例子： 張三來到村莊B，旅店老闆表示房屋年久失修破損嚴重，無法提供住宿，肉鋪老闆因養殖場停產而沒有肉，裁縫店老闆表示因沒有布料而不能製作衣服，布店老闆表示因沒有紡織作坊而沒有布料……儘管張三主動加價，要以200文、300文銅錢住店也無濟於事，最後只能搖頭嘆氣離開村莊B。 其實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面臨的經濟困境，恰恰是村莊B。他們不是缺乏流動性，而是缺乏商品貿易中最根本的因素——商品。這裡的“商品”既包含農產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