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帝國西南的重要城池，是西川戰區的心臟，更是大唐帝國抵禦南詔等蠻夷入侵的重要堡壘，在此之前的幾十年中，先後兩次被來勢洶洶的南詔侵略軍包圍。南詔號稱二十萬大軍，其皇帝御駕親征，都沒能將其攻克，可見成都城之堅固。 其後，成都城又在崔安潛、高駢的治理下，修繕了防禦工事，防禦力量比抵禦南詔時更加強大。特別是高駢，新建了幾十裡的外城，還因此引起了朝廷的猜忌，以為高駢想在西川搞割據。 雖然高駢興建成都外城為自己引來了政治危機，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在高駢的主持之下，成都的防禦能力空前提高。 王建認為憑藉自己手中的這點兵力，是難以在短時間內攻克成都的，所以打算息兵罷戰，轉入休養生息階段。 周庠等人一致反對，並建議他轉攻邛州，因為邛州防禦工事完善且糧草充足，但守軍稀少，易於攻取，然後猥瑣發育。 王建的過人之處在於始終保持著一顆清醒的、具備獨立思考和見解的大腦，很多行伍出身的軍閥往往會走向兩個極端，要麼剛愎自用，要麼優柔寡斷。 王建很重視周庠等謀士的意見，但重視不等於無腦接收。他說道：“我在軍中的時間很久，發現了一個規律，那就是假如統帥不仰賴天子的威望，軍心就容易渙散。” 耳濡目染了太多的兵變，王建終於總結出了這個真理，即“名正言順”，凡事都要講求一個法理，興師動眾更要師出有名。 於是，王建讓周庠起草奏章，上疏揭發陳敬瑄的罪狀，請求朝廷另派德高望重的高階官員接替陳敬瑄，並表示願意充當討伐陳敬瑄的先頭兵。 隨後，東川顧彥朗也配合上疏聲援王建，要求罷免陳敬瑄，以安定兩川。 兩封奏章先後送交到了新皇帝唐昭宗手中，這就是前文說的唐昭宗剷除田閹一黨的突破口。 於是，唐昭宗順水推舟，任命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而將陳敬瑄調回中央。 訊息傳來，陳敬瑄和田令孜當然不肯奉詔。奉詔也是死，抗旨尚有一線生機。於是哥倆積極備戰，做好了戰鬥的準備。 田閹抗旨，公然反叛朝廷，於是昭宗命韋昭度當剿匪總司令（行營招討使）、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當剿匪副總司令、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做作戰參謀長（行軍司馬），另劃出邛、蜀、黎、雅四州為永平軍，王建出任永平軍節度使並出任剿匪總指揮官（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這就是王建的一步妙棋！ 周庠等謀士只顧埋頭研究軍事，卻忽略了政治。之前，士兵們是為王建賣命，如今，大家是為天子拼殺，服從王建就是服從天子，任何違犯王建命令的行為都是謀反。對西川的任何打砸搶燒都是正義的軍事行動，都是替天行道。大家可以理直氣壯地去西川搶錢、搶糧、搶娘們兒。 同時，昭宗下詔，免除陳敬瑄的一切官職和爵位。 有了中央朝廷的撐腰，又有了楊守亮等人的軍事支援，王建對西川的軍事行動進展順利，屢戰屢勝。 陳敬瑄派大將楊儒增援邛州，楊儒登城觀戰，被王建隊伍的軍容和士氣所震撼，不禁搖頭嘆息道：“大唐氣數已盡，你看王建帶兵，嚴格卻不殘暴，像是能夠保護天下黎民蒼生的英雄！”然後率領他的部隊集體投降王建。 王建收楊儒為義子，也給他排“宗”字輩兒，從此之後，楊儒就有了一個新名字，王宗儒。 拿下邛州之後，王建率部返回成都前線，與總司令韋昭度會師，繼續保持圍城態勢。王建對待韋昭度的態度非常謹慎小心，畢恭畢敬，特能裝孫子。 窮途末路的陳敬瑄大肆徵召民力，強徵兵丁與勞工，規定每家必出一名男子，白天挖掘重重壕溝、砍伐竹子樹木、搬運石頭，夜晚則登上城牆，持梆巡邏警戒，絲毫沒有片刻休息時間。 除了強徵勞工，陳敬瑄還搜刮民脂民膏，設立了“徵督院”，主要工作是把富人抓起來，嚴刑拷打，逼問其財產數目，然後強派軍餉指標，若是有所隱瞞或藏匿，那就大刑伺候。明搶。 窮人出力，富人出錢。西川百姓民不聊生，越發地厭惡陳敬瑄、田令孜兄弟倆。 西川下轄的州縣接連發生兵變，如簡州、資州、蜀州、嘉州、戎州、雅州等，大部分是將領挾持官員，也有民間好漢挾持官員，然後投降王建。 在王建“師出有名”的計策下，兵變不再可恥，而是光榮，其實若再矯情一些的話，兵變也不能叫兵變，而是起義或投誠。 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親信，深受田閹恩惠。在外無援兵、內無糧草的窘境之下，毛湘自知城池淪陷在所難免，於是對手下說道：“我深受田令孜栽培厚愛，所以願意替他誓死守城。可其他人憑什麼跟我同受圍城之苦？哎……你們拿著我的人頭，投降王建去吧。” 交代完後事，毛湘沐浴更衣，慷慨赴死。他的手下拿著他和兩個兒子的人頭，向王建獻城投降。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請點選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