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符元年（874），唐僖宗新登大寶。年底，長垣（今河南高官垣縣）民變，變民首領叫王仙芝。這場民變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與漢末的“黃巾起義”一樣，它將唐王朝帶進了墳墓。 這次民變持續十年之久，波及帝國半壁江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農民起義之一。 而縱觀起義終始，其領導人的智慧也未見得多麼高深，他們的“成功”更多是來自敵人的襯托。他們被時代選中，被時勢造就。 與其他民變、起義的群眾基礎相類似，山東、河南、安徽一帶連年遭受自然災害，水災、旱災、蝗災此起彼伏，這是客觀原因，不得不承認； 地方官員為了粉飾政績，瞞報災情，還增加稅收，編造盛世繁榮景象，作為自己升官的政績，而把農民逼上絕路； 從“銀刀卒”到“龐勳之亂”，其殘餘勢力始終沒有被徹底清剿，他們一直扮演著群盜流寇的角色，在這一帶活動； 在王仙芝起事之前，徐州一帶就已經有成群結隊的盜匪掠奪民間財產，而州縣無力制服； 以上是民變能夠快速壯大的主要社會因素。佔了“人和”。 本次民變爆發地點和早期的活動範圍，是長垣、濮州、曹州一帶，也就是今天的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交界的地區，在當時也是天平軍、感化軍（原武寧軍）、宣武軍、義成軍、魏博軍等轄區邊境交界處，“三不管”地帶，這是起義軍迅速壯大的地理因素。佔了“地利”。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天時”：南詔二次入侵西川。 這一個原因乍一看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一個在今天的四川，一個在今天的山東，跨著大半個中國。 這就對了，恰恰是因為距離遠。 南詔二次入侵西川，逼近成都，朝廷把“南詔剋星”高駢緊急調往西川。高駢，時任天平軍節度使，天平軍總部在鄆州，今天的山東省東平縣。 天平軍的精兵勇將奉詔隨高駢入川。天平軍轄境出現了武裝力量的真空，成為民變在初期能夠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歷史總是那麼詼諧頑皮，這次民變爆發的直接導火索，還真不是什麼“官逼民反”，相反，是一次合法的、正義的執法行動——緝私。 自春秋時齊國的管仲進行改革，推行“官山海”以來，歷代王朝都對鹽鐵等重要戰略物資進行國家壟斷經營，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均有類似“鹽鐵專營”的機構和官員，來保證官府對鹽鐵貿易的絕對壟斷。 唐朝也不例外，特別是晚唐時期，鹽鐵專賣的利潤幾乎支撐起全國一半的財政收入，成為大唐帝國的命根子。 鐵礦的開採、冶煉和鍛造，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玩兒得轉的。而鹽就不同了，幾乎沒有任何技術和裝置上的門檻，甚至沒有資金的要求，舀一瓢海水，曬乾了，就能賣錢。 門檻低、操作簡單，而其中的暴利，又實在令人眼饞。當時朝廷的鹽利在900%左右，一塊錢成本，賣十塊錢，還不存在競爭對手。 “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資本論》第一卷 三倍的利潤就可以無視死罪了，何況是九倍。 在封建時期“鹽鐵專賣”的制度下，一個古老的職業始終如影隨形——販私鹽。 對於膽敢亂動“鹽鐵專賣”這個命根子的私鹽販子，朝廷自然要給予最嚴厲的處罰——死刑。甚至要實行“連坐”。 以唐朝法律為例：私自盜賣一斗以上者，杖背；一石者，處死；沒收其販運所用車馬；為其犯罪違法行為提供場地支援（倉庫房東）的，同樣被治罪。地方官員有義務稽查境內私鹽，如漏查一石以上者，罰俸祿，如搜出一斗者，賞千錢。轄境內如一個月內發生兩起販私鹽案，縣令被撤職；發生十次，刺史被罰俸；十次以上，觀察使被處罰。 即便面臨嚴厲的刑罰，但在鉅額的利潤面前，歷朝歷代都有人頂風作案。比如我們熟知的隋末唐初的風雲人物——程咬金。 “販私鹽”的特點是門檻低、高利潤、高風險……所以要想從事這個行業，單打獨鬥是不行的，一般來說都是有組織犯罪集團——鹽幫。一面要躲避朝廷的稽查搜捕，另一面還要與其他私鹽販子搶地盤、爭鬥，也就是“黑吃黑”。 各方面都與今日的販毒集團高度吻合。 唐末，也有民間資本合法地參與官府的鹽鐵專賣。其模式就是官府把官鹽批發給分包商，再由分包商零售給終端客戶。官府吃肉，分包商喝湯。 比如黃巢，他們家世代從事官鹽分包業務。 這種分包業務本身的利潤是很低的，通常情況下，分包商是借用官府頒發的營業執照，從事販私鹽的勾當，把私鹽充作官鹽賣，以牟取暴利，也就是將“販私鹽”合法化，其實質是走私加偷稅漏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