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梁南部邊疆出現危機，由於“嶺獨”分子劉巖建國稱帝，使得今兩廣地區南部、越南北部、海南島等廣袤土地脫離後梁控制，致使後梁版圖嚴重縮水。 這些地區，再包括其北部兩湖地區的潭州馬殷、荊南高季昌，東部的福建王審知、杭州錢鏐，也就是“8”字下面的圓圈，一直以來都只是名義上臣屬後梁，實際上則享有極高的自治權，但只要不公開脫離後梁、繼續奉後梁正朔，那麼這種名義上的歸附也是後梁的一筆政治資產。 劉巖的悍然獨立，在南中國開了一個不好的頭，一定程度上對“十國”的出現起到了推進作用。自此之後，淮南、福建、湖北、湖南的割據勢力紛紛建國稱帝，“十國”局面出現。 雖然王建的前蜀政權早於劉巖的南漢政權，但王建從未臣屬於後梁，自始至終都不是“親朱派”，與淮南、河東、鳳翔併成為後梁的勁敵、對立面。所以王建建國稱帝，對後梁政權的傷害性極小。 劉巖則與王建有著本質的不同。劉巖繼承了劉隱的衣缽，而劉隱恰恰是在朱溫的支援下，取得了嶺南之地，並且長期位列“親朱派”陣營。站在後梁的角度上看，王建稱帝屬於外部事務，劉巖稱帝屬於內部叛亂。 而面對境內割據勢力的公開反叛，後梁中央政府居然束手無策，無計可施，這令後梁顏面盡失。 劉巖稱帝的舉動，無意間讓全天下都看清了後梁政權的外強中乾（河東李存勖讓全天下都看清了後梁外也不怎麼強）。 所以，後梁與南漢劉巖之間雖無正面衝突，只是幾句隔空喊話，但劉巖稱帝對後梁政權的傷害性是極大的，甚至可以說加速了後梁帝國的分崩離析，加速了後梁的滅亡。 【大遼立國】 世道好輪迴，蒼天繞過誰。當後梁遭遇南部危機時，河東集團也陷入了嚴重的北部危機，並且這次北部危機受內外雙重勢力的合力作用。 大唐帝國憑藉強大的綜合實力和統治者的卓越政治智慧，構築了一個以中原華夏文明為核心的國際（亞洲）秩序，獲得了周邊民族的普遍認可和擁護。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強漢、還是盛唐，亦或是其他時期，華夏文明從來都不曾稱王稱霸、從未欺凌弱小，從不奉行霸權主義，不像現今某國，披著世界警察的外衣，喊著維護和平的口號，自詡世界燈塔，卻幹著最為卑鄙齷齪的勾當。 大唐帝國可以作為華夏文明“對外擴張”的一個典型。華夏文明憑藉先進的科學技術、政治制度、文化底蘊，被周邊相對落後的民族由衷地敬佩、崇拜，繼而心生嚮往，主動以華夏文明為導師，學習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科技等，主動接受漢化。 換言之，大唐帝國“地區霸主”、“世界老大”的地位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自身魅力，贏得了其它民族的主動歸附。大唐帝國與周邊各民族的宗藩關係是自然形成。 大唐自開國之初，就對周邊各民族奉行懷柔羈縻政策，不搞政治歧視、種族歧視。大唐的開放包容，自古罕見，無須贅述。 在地區事務方面，大唐帝國肩負著無可推卸的責任，概括起來，就是維持地區均勢。不吹不黑，大唐帝國並不是白蓮花，維持現狀、保持均勢也有利於大唐切身利益。如果任由它們兼併攻訐而不予調停、勸和，那麼就會出現某強大的部落統一北方遊牧民族，形成一個軍事力量強大、戰爭意願極高的遊牧勢力，繼而南下侵擾中原。 翻看史籍，這確實是一再重複的歷史規律。每當中原陷入動盪、內亂，就會失去對北方少數民族的控制，北方就會在極短時間內出現一個強大遊牧民族，完成草原的整合，然後不斷南侵，成為中原穩定之後的新興王朝的嚴重外患，例如漢朝與匈奴，宋朝與契丹，明朝與蒙古。 所以大唐帝國出於自身安危的考慮，也要積極調解地區事務，保護弱勢群體，防止出現地區霸主。例如前文提到的“南詔”，就是透過重金賄賂等不正當手段，才使唐王朝被奸臣所誤，讓它完成了六詔的統一，此後南詔果然就成為大唐的心腹大患，以至於成為大唐滅亡的導火索。 雖然在南方“南詔”問題上失策，但大唐帝國從來沒有對北方遊牧民族掉以輕心，因為北方遊牧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中原漢地的不滅夢魘，“提防北韃子”深深烙印在每一個漢人的遺傳基因裡。 唐朝時期，北方的遊牧民族非常多樣化，幾個比較有影響力的是党項、回紇、鐵勒、契丹、奚、室韋、靺鞨（音同“漠河”）、渤海靺鞨、霫（音同“習”）、烏羅渾、沙陀、吐谷渾等等。而這其中，每一個族群之下又分不同的部落，例如“鐵勒九姓”、“契丹八部”，每個部落之下又分多個氏族，例如契丹迭剌部耶律氏。 由此可知，當時在北方草原上，遊牧民族繁雜眾多，各支各派多如牛毛，也就因此不會對大唐帝國產生威脅，而他們又都需要與大唐進行貿易，大唐還會從中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