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石重貴也會顧及吃相，即便是搶劫，也要儘量體面些。 比如，天福七年（942）11月，石重貴集團就在鹽稅上大做文章。 在唐朝，實行的政策是鹽鐵官營，即官府對食鹽實行壟斷經營，老百姓需要購買官府的高價鹽。於是，私鹽販子應運而生，他們走私食鹽，以極低的價格售賣，牟取暴利。 為了維護朝廷的鹽利，各級地方政府都要承擔緝拿私鹽的任務。然而在暴利面前，總有人鋌而走險，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從事販私鹽這個行業，並且結成團伙，形成了具有武裝力量的“鹽幫”，其代表人物就是本書前文的一大主角——黃巢。 販私鹽屢禁不止，且緝私成本也降低了鹽利。於是，朝廷轉換思路，既然無法根除，那就共同開發、合作共贏，朝廷與鹽幫和解，把官鹽分包給鹽幫，由鹽幫解決“最後一公里”，而朝廷則默許了鹽幫販私鹽的行徑，大家都有錢賺，豈不美哉。 在石敬瑭時期，販私鹽的行為日益猖獗，官府的利潤大幅下滑，於是，石敬瑭集團就想到一個妙招，乾脆解除嚴禁，官府允許民間自由經營，但人民必須交鹽稅，“上戶千文，下戶二百，分為五等”。 其實跟“人頭稅”差不多，就是換個名目而已，全國上下，所有人都要交稅，食鹽則成為普通商品，自由交易。 現在朝廷為了斂財，下詔恢復鹽禁，食鹽仍由官府壟斷經營，老百姓須花高價購買；同時，“食鹽稅”並沒有隨之撤銷，朝廷等於雙重徵稅，既要買我的高價鹽，也要按人頭交鹽稅。 合法地搶掠。 總之，老百姓在各種自然災害的侵襲面前，流離失所、背井離鄉，因災餓死的就有近百萬之眾，在這種背景之下，石重貴集團還把罪惡的雙手伸向可憐的貧苦百姓，搶錢、搶糧、搶馬、搶人…… 5.2朱門酒肉臭 連年無休的自然災害，再加上兵連禍結，天下百姓陷入到水深火熱之中，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石重貴卻以國家財政緊張以及支援戰爭為由，大肆搜刮民力，事實果真如此嗎？石重貴在這段艱難的日子裡也是勒緊褲腰帶，與民共苦嗎？ 呵呵。 石重貴作為一國之君，他的生活狀態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紙醉金迷。在全國人民食不果腹的時候，九五之尊的石重貴依然錦衣玉食，醉生夢死。 5.2.1黃金大劫案 史籍記載，每遇四方進貢，石重貴都要求把銀器換成黃金。他的理由是同等價值的黃金比白銀要輕很多，這樣能節省運力（金者貴而且輕，便於人力）。 幹嘛要方便運輸？當時的人們私下都說，這是皇帝要遷到北國的預兆（識者以為北遷之兆也）。走的時候方便。 《宋史》記載，“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 後來，李崧判三司，取來賬本一查，不禁大吃一驚，實際庫存竟然比賬面上少了一千多錠黃金！誰這麼大膽子，敢在國庫上做假賬、花賬？ 李崧立刻找來原負責人劉濤，責問他黃金哪兒去了，怎麼會有這麼大的窟窿，國庫的錢一分一文都不能有偏差，他難道不懂嗎？ 劉濤也很委屈，此時的劉濤就好比後唐初期的孔謙，而石重貴則是李存勖。挪用公款的不是別人，正是當今聖上石重貴，我一個小小的判度支、倉管員，我敢攔著嗎？我敢給他下賬嗎？這是我這個錢袋子與石重貴的默契。 這些話也不能明說，指控皇上盜用國庫？劉濤沒這個膽量。於是只能暗示李崧，“哎呀，某些開銷不及時入賬，以備不時之需，都是常有的事。” 李崧大怒，當即告到有司部門，彈劾劉濤監守自盜。 劉濤委屈冤枉，於是私下找到宰相桑維翰，訴說自己的難言之隱。“相爺，李崧不懂，您還不清楚嗎？那錢是我拿的嗎？還不都是那……那位拿的嘛，這事兒能公開審理查辦嘛！” 李崧原屬李從珂文官集團，而桑維翰是百分百純河東嫡系。所以說，雖然石敬瑭、石重貴對李崧、桑維翰等文官都很敬重，但只有桑維翰是“自己人”，是石家父子的親信嫡系，也就因此瞭解更多的內情。 桑維翰很明白事情的真相。於是，在這樁挪用鉅額公款的驚天大案中，“主犯”劉濤僅僅被判“罰俸一月”而已，案件的審理、判決都尤為低調，甚至於不見諸《晉書》，而是見於《宋史》，因為劉濤的仕途一直延續到了北宋初年。 劉濤的另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後唐李從珂時期，劉濤擔任起居舍人，他無意中讀到一篇文章，是一個落第的考生所寫。劉濤看罷，拍案叫絕，斷言此人的才華足以在日後勝任宰相，於是便在第二年的科舉考試中照顧了這位考生，使他進士及第，順利步入政壇。 這位幸運的考生，名叫薛居正。北宋宰相，《舊五代史》的監修。死後榮獲配饗宋太宗廟庭的殊榮；到宋理宗時期，效法大唐的“繪像凌煙閣”，亦評選出二十四位已故功勳，繪像昭勳閣，薛居正就是其中之一。 發現薛居正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