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景延廣又將鬥爭擴大化，讓石重貴下令，逮捕後晉國內的全部遼國商人，全部誅殺，把他們的財產全部沒收，充公。 這是很野蠻的行徑，也是非常容易失控的民眾運動。它的原始動力是貪婪和非法掠奪，卻又披著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外衣，古今中外，凡是開啟這個潘多拉魔盒的，無一例外都會演化成種族大屠殺，例如二戰前德三對猶太人。 再比如近年米懂宗，煽動暴徒衝擊中書省（國會大廈），暴徒們高舉公平正義等旗幟，卻在中書省打雜偷竊，甚至某些黑兄弟高舉反對種族歧視的旗號，轉而對同樣是有色人種的亞裔人商店打砸搶燒。 在高尚口號的遮掩下，人們褪去了仁義道德，變成了巨齒獠牙的雙足野獸。這是新年伊始，米國人民為全世界奉獻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在後晉石重貴初期的這場“民族運動”中，在後晉國內的大量無辜契丹百姓遭無差別屠殺，財產則被中原人“合法”沒收。 訊息傳開，舉世譁然，遼太宗耶律德光氣得幾乎發狂。 然而此事並沒有到此為止，這只是“喬榮事件”的開啟，接下來，景延廣的操作既愚蠢又猖狂。 在實際的政治場中，沒有哪一人、哪一派能獲得百分之百的話語權，權勢熏天也罷、隻手遮天也罷，都只是佔據了相對更多的話語權，反對派始終是存在的。 保證物種多樣性，是維持生態平衡的基本原則。同理，保證派系的多樣性，也是維持政治平衡的必要手段。例如，團隊的統治者（如皇帝）總會有意地保護反對派，使之勢力微弱，但絕對不能讓其滅絕，以便牽制權臣。 比如唐昭宗、楊行密等政治高手，不僅會挽救瀕危政治勢力，還會刻意地培植幾個愛鑽牛角尖的書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將是政治鬥爭的急先鋒、馬前卒、炮灰，利用他們從權臣手中奪回權力。 沒有皇帝會真的殺盡朝中的奸臣、貪官，也不會殺光直言勸諫的忠臣、清官。一定要讓朝堂之上形成旗幟鮮明的幾個派別，挑唆著他們互相掐、互相鬥，互相檢舉揭發，把彼此的把柄統統主動交給皇上。皇上把滿朝文武玩弄於股掌。 除非統治者腦殘或者實在沒有權力，比如唐僖宗。 石重貴顯然不是唐僖宗，景延廣雖然有擁立之功，但石重貴依然睿智地留了後手，比如，桑維翰。 桑維翰是“親遼派”的靈魂人物，與景延廣的路線水火不容，政治主張勢不兩立，而且在前朝（石敬瑭末期）就已經被排擠出了中央，外放到地方。然而石重貴上臺不到一年，就把桑維翰召回到中央，重新任命為宰相，讓他帶領文官集團。 很多學者或是有意或是無意地忽略了這次人事調動，也就人為地忽視了一個重要細節，於是也就得出了不負責任且不準確的結論。 主流觀點一般認為石重貴很傻，對景延廣言聽計從，且在景延廣的忽悠下，成為了堅定地“反遼派”，窮兵黷武，不顧實力上的差距而主動挑起與遼國的戰爭。 這是錯誤的。 首先，石重貴不傻，也沒有被景延廣架空。 其次，石重貴雖然表現出來的是一副“反遼派”姿態，但他並不想真與遼國開戰，或者說戰爭意願不是很強烈，鬥爭意志沒那麼堅定。 比如，他把已經被排除在核心權力圈之外的桑維翰，重新拉到核心決策層。再比如，他在戰爭爆發前、即戰爭初期，不止一次地向遼國示好、表示願意和解。 喊打的也是他，喊停的也是他，他是精神分裂嗎？ 不，這才是他政治手腕的完美詮釋。我們可以概括為：戰略威懾。 嘴上說“老子跟你拼了”，身體卻很誠實。 石重貴之所以這麼做，有兩個主要目的： 一是緩和國內矛盾，或者說轉移矛盾。 後晉缺錢缺糧，自然災害、兵連禍結，人民積怨極深，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比如安重榮，就會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幌子，撕裂後晉。 所以石重貴給自己打造一個愛國青年的人設，既能避免第二個安重榮的出現，又能把人民的不滿情緒引導到契丹人的掠奪和欺壓方面，繼而對後晉政權心存憐憫，支援石重貴為人民謀幸福。 二是給契丹施壓，討價還價。 契丹如同吸血鬼一樣，貪婪地攫取著中原的財富，使中原人民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所以石重貴要營造一種“官逼民反”的架勢，向契丹傳遞一個訊號：你們再不收斂，我們就要被迫起義了！ 石重貴對契丹內部事務並非一無所知，他也知道契丹國記憶體在著路線鬥爭。即以述律太后為首的“扶晉派”，和以耶律德光為首的“滅晉派”。 簡單說，耶律德光在契丹境內受到述律太后的掣肘，不僅如此，他還面臨著與他哥哥相同的危險，因為述律太后的真實意圖是讓耶律李胡即位，而當初選擇耶律德光，是因反對聲音實在太大，迫不得已，才選出耶律德光做過渡。 為了擺脫述律太后的控制，耶律德光必須南下入侵中原，佔據幽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