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順不順】 李從厚登基後，回鶻可汗遣使貢方物，更振奮人心的是，“契丹遣使朝貢”，被史官們驕傲地記錄在史冊上。 然而打臉的是，在《遼史》中亦有相關記載，“唐遣使來告哀，即日遣使祭弔。” 中原史官努力營造萬國來朝的美好盛世，常把正常的外交活動記錄為“某某國遣使進貢”，以彰顯我天朝大國之威。 在李從厚登基過程中立有功勞的，自然有相應的封賞，如康義誠、朱弘昭、馮贇、孟漢瓊等，除此之外，作為安撫、統戰，也對境內強藩一一封賞，如石敬瑭、李從珂等；另外也要對諸特別行政區首腦進行封賞，如荊南高從誨封南平王、潭州馬希範封楚王、兩浙錢元瓘封吳越王、蜀王孟知祥加檢校太師。 制書下到成都，孟知祥躊躇滿志，得意地對左右人說道：“李從厚年紀輕輕，根基尚淺，而掌握實權的也都是政治暴發戶，同樣沒什麼根基。真正的強勢人物豈會久居人下？哈哈，等著瞧，中原早晚必亂！”於是拒絕接受李從厚的封賞。 拒絕了李從厚的封賞之後，孟知祥於當月建立宣佈脫離後唐中央，獨立建國，成立“後蜀”。孟知祥成立後蜀的故事，後文詳述。 孟知祥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李從厚朝廷的畸形的政治形態，準確預言了一場大亂。 “火箭派”的打擊手段呈現出狡猾老練地多樣化，比如針對“從龍派”，就是恩威並施，除了排擠打壓，還有拔擢，具體的操作就是有實權的要打壓，反之則要提拔為政治花瓶。 比如諫議大夫唐汭，是個典型的書呆子，迂腐而耿直，腦子一根筋，所以才擔任諫議大夫這個職位，唐汭與宋令詢一樣，一直都是李從厚的幕僚，跟隨李從厚歷任三鎮。“火箭派”就提拔唐汭為樞密院直學士，成為天子近臣，負責為皇上翻譯臣子的奏章，與馮道、趙鳳之前的工作一樣。 同時，把“火箭派”的黨羽陳乂也安排為樞密院直學士，秘密監視唐汭。 唐汭情商低，不懂圓滑處世，做事有稜有角，這種人容易對付，容易被羅織罪名，把他安排在李從厚身邊，既可以安撫李從厚的情緒，又可以利用為間諜，一舉多得。 短短兩個月之內，“火箭派”的動作順風順水，公開或潛在的政敵被他們一一排除，權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攏和鞏固。相比於這些軟柿子，真正的挑戰是石敬瑭、李從珂等“實力派”。 也許是前期虐菜帶來的迷之自信，“火箭派”在面對“實力派”勁旅時，顯得尤為輕鬆愜意，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更藐視敵人。 首先，是戰略層面的嚴重失誤。他們根本沒有搞清楚真正的“敵人”是誰。表面上看，是李從珂、石敬瑭等鮮活的個體，實際上則是轟轟烈烈的“削藩”運動。 換句話說，他們的敵人是抽象的制度，而不是具象的個體。這也是導致李從厚悲慘結局的真正原因，他在用極其微弱的力量試圖挑戰二百年頑疾。 其次，在戰術層面，他們沒有養精蓄銳，跳過猥瑣發育的階段，直接開團。 最後，還是戰術層面，在面對多個敵人時，他們沒有選擇逐個擊破，而是選擇無差別群嘲，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 “火箭派”打壓“從龍派”，惹得李從厚很不高興，而打擊“後宮派”、“秦王派”等則會收穫李從厚的好感和支援，特別是對“實力派”的削藩行動。 有皇帝的撐腰，這也是促使“火箭派”能夠迅速開團的重要原因。 皇帝支援朝官削藩，像不像唐昭宗的手筆？李從厚沒能從唐昭宗身上汲取教訓。人們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自李嗣源病重以來，李從珂多次派妻子進宮伺候，打探宮中訊息，李嗣源駕崩後，李從珂聲稱患病而不來京師奔喪，很明顯，這是李從珂對中央不信任，不敢貿然前往這塊兒是非之地。而李從珂的兒子李重吉在禁軍序列，身居控鶴軍總司令，握有兵權，且在“李從榮謀反案”中立有大功。 於是，“火箭派”就拿李重吉當突破口。首先將李重吉外放為亳州團練使，排擠出中央朝廷，剝奪其禁軍兵權；李從珂的一個女兒李幼澄剃髮出家（惠明大師），在洛陽當尼姑，“火箭派”把她請進宮裡，軟禁起來，扣為人質。 兒子有功不賞、反被外放，已經出家的女兒被扣為人質……李從珂明白了，他即將被套路，下一步，要麼是移鎮，要麼是宣召入宮。 就在“火箭派”和李從厚要按照套路往下進行的時候，一天之內連續遭遇兩件異象： 先是李從厚在經過興教門的時候，突然有一隻老鷹從天而墜，黑鷹墜落，死在李從厚面前；隨後颳起狂風，陰雲密佈，白天猶如黑夜。 李從厚是公元933年12月登基，當年並未更改年號，仍沿用了“長興四年”，春節後，正月初七才改元大赦，改“長興五年”為“應順元年”（934），這個年號起的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