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幫石敬瑭指定了內閣成員。 石敬瑭立國之初，政權核心首腦幾乎都清一色的“親遼派”，比如前文提到的桑維翰。 有一說一，這些“親遼派”並不能與“漢奸”劃等號，他們之所以親遼，並不是“精遼分子”，而是從務實的角度出發，認為搞好兩國關係是符合後晉利益，換句話說，他們是“以大局為重”。 呂琦、李崧，是李從珂的智囊，石敬瑭不但沒有貶黜、排擠他們，反而予以重用，其中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二人的政治主張是“親遼派”，在石敬瑭舉義之前，二人就曾建議李從珂通好契丹。 如今，國家的主人換了，但面臨的內憂外患絲毫不減當年，形勢比李從珂時期更加嚴峻，呂琦、李崧也更加堅定地主張與契丹搞好外交關係。 我們再次重申，“親遼派”的政治主張雖然是要卑微恭順地事奉契丹，但其核心是幫助後晉發展實力，所謂韜光養晦。而像薛文遇那樣的憤青，不切實際地宣揚狹隘地民族主義，只會以卵擊石，這種慘痛的教訓請讓李從珂同志幫大家解答。 石敬瑭任命翰林學士和凝當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學士並不是職權很大的官，甚至可以說沒有任何實權，其工作職能只是幫皇帝翻譯大臣們的奏章，把“之乎者也，矣言哀哉”的文言文翻譯成大白話，把其中的典故講出來。 “翻譯官”雖然沒有實權，卻能經常與皇帝近距離接觸，其意見或建議可以很容易地被皇帝採納，所以自從李嗣源設定以來，“端明殿學士”就是文武百官們爭相討好的物件。 和凝當上端明殿學士之後，為了保住清正廉明的名聲，決定閉門謝客，在大門口掛了一塊牌子，宣告不接見任何賓客。 前耀州團練推官張誼，給和凝寫信，大意是說你現在坐在最接近皇上的位置上，是皇上的耳目，替皇上聽、替皇上看，幫助皇上了解外界的情況，怎麼能拒絕一切賓客？雖然做官的可以免除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但卻辜負了皇帝的信任、國家的期許。望大人不要沽名釣譽，成為井底之蛙。 和凝當即把張誼推薦給桑維翰，說這是個人才。桑維翰提拔張誼為門下省左拾遺，官不大，但進了中央，可以直接給皇帝上疏言事。 於是，張誼就給石敬瑭上疏，指出契丹對本朝有擁立之功，所以我們在外交上必須信守承諾，保持對遼的友好，但是，我們也必須加強自身實力，對這幫蠻夷時刻保持戒備之心。 石敬瑭對張誼大加讚賞。 其實張誼的主張與石敬瑭的精神世界高度契合。 石敬瑭不是抖M，他對契丹的卑躬屈膝、委曲求全，只是學越王勾踐。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天福五年（940），太原留守安彥威進京朝見，石敬瑭跟他推心置腹，說了不少掏心窩子的話，說自己最重信義，契丹人仗義出手，所以我才履行當年的承諾。然而他們卻貪得無厭，索求無度，而你能顧全大局，委曲求全，我對此很滿意。 安彥威回答說：“陛下是為了天下黎民蒼生，才用卑微的態度、豐厚的禮物侍奉他們。我怎麼敢說有委屈！” 這就是高情商的回答，陛下是為了天下蒼生而裝孫子，陛下一個人跪下了，全國人民站起來了，而全國人民卻還指著陛下的脊樑骨大罵“狗漢奸”…… 兩句話把石敬瑭感動地稀里嘩啦的，“知音難覓！” 這則故事也說明，即便沒有契丹的強勢干涉，石敬瑭在選拔任命官員時，特別是封疆大吏的任命，也要傾向於“親遼派”。 而契丹對於後晉內閣的干涉，不僅僅侷限於“打招呼”，有時候是直接“越級”行使人事任免權，即由契丹直接任免後晉的官員，不經過石敬瑭，更不經過後晉吏部。 例如馮道、劉昫等出使契丹，為耶律德光、述律太后呈獻尊號，耶律德光就降制，加馮道守太傅、劉昫守太保，其餘隨行官員亦有封賞。 直接剝奪人事任免權，這是對後晉主權的嚴重踐踏！ 2.2.2染指地方 除了干涉後晉政權的組閣，耶律德光還想進一步侵吞河北地區的土地。 天福四年（939），石敬瑭將定州義武軍節度使皇甫遇移鎮到潞州昭義軍。有關這次移鎮，背後牽扯著石敬瑭時期影響最為嚴重的政治事件，後文詳敘。 定州剛剛出現空缺，契丹爸爸就派人給石敬瑭捎話了：“請按照契丹禮法，讓王威同志主持定州工作。”（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 這位王威，是王處直的幼子，當年王都囚父篡權時(921)，逃亡到契丹。他的“威”字應該寫作“威阝”，王處直、王處存兄弟的子侄輩兒的名字都是“阝”字旁的單字，如王都、王鬱、王郜。 順便一提，這就是前文送“烏古良馬”的那次“契丹遣使來聘”。 所謂的契丹禮法，也就是遊牧民族傳統。與農耕文明的“嫡長子繼承製”有所不同的是，遊牧民族習慣以幼子繼承家業。而王威恰好是前定州義武軍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