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蜀戰爭1】 在送走李嚴後，王宗衍的確在“主戰派”的遊說下，加強了邊境的軍事力量，以防備後唐的進攻。例如派王宗鍔率領右定遠軍（中央禁軍）中的二十一個軍（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團、旅編制）屯駐洋州，以林思諤為利州昭武軍節度使屯利州。 《孫子兵法》有云：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李存勖在沙場上摸爬滾打了大半輩子，兵書戰策早已爛熟於胸，權術陰謀更是爐火純青。他遵照兵法的指示，“戰而示之不戰”。 就在王宗衍四處調兵遣將，增強邊防武裝力量的同時，後唐再派李彥稠訪蜀。 與李嚴的囂張跋扈、傲慢無禮不同，李彥稠低調而友善，對前蜀表現出了充分的尊重和恭敬，表示自己此行就是要促進雙邊關係、增進信任、加強合作，總之，就是構建睦鄰友好的外交關係。 這一招非常奏效。王宗衍胸無大志，只求割據蜀地、偏安一隅，他迫切地希望兩國友好，保持和平與獨立。在熱情款待了李彥稠近兩個月之後，禮送其歸唐，並派翰林學士歐陽彬對後唐做回訪。 隨後，在這一年（924）年底，王宗衍主動削減了邊防力量，調回了駐紮威武城的關宏業等二十四軍，召回了駐武定、武興的三十七個軍，協防秦州的二十九個軍，屯駐金州的王宗勳的七個軍；還讓舅舅徐延瓊取代了大將王宗弼，掛職“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位居諸功臣舊將之上。 又任命宦官王承休出任秦州節度使，主要任務是蒐羅民間美女。 王宗儔力勸王宗衍斬殺李嚴未果，又見王宗衍輕信了後唐的花言巧語、整日沉迷於聲色犬馬無法自拔，痛心疾首，私下找到王宗弼，打算執行乾爹的遺詔，罷黜王宗衍，另選一個合格的接班人繼統。 以王宗弼所蘊含的能量來看，只要他一點頭，就一定可以順利地完成這場政變。然而王宗弼卻猶豫不決，遲遲不能下定決心。 其實這完全符合情理。 史籍記載，王宗衍不理政事，內事交由宦官宋光嗣，外事交由王宗弼，兩位託孤重臣聯合把持了前蜀最高權力。王宗弼已經位極人臣，達到了名利的頂峰。 如果擁立新君，王宗弼還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嗎？顯然不能。那麼他又何必冒著誅滅九族的風險去幹一件只有害處、沒有好處的事兒呢？ 除非……他當新君。所以面對王宗儔政變的提議，王宗弼才猶豫不決，要麼就不做；要做，就要由我王宗弼來做皇帝，可這話不能給王宗儔講……這就是王宗弼的糾結之處。 王宗儔大概也是猜出了王宗弼的心思。國難當頭，你居然……王宗儔憂憤過度，一口氣兒沒喘上來，含恨去世。 王宗儔死後，王宗弼找來宦官宋光嗣、景潤澄等人，對他們說道：“王宗儔慫恿我把你們這些宦官都殺掉，以正朝綱。現在，你們大可以放心啦！”宋光嗣、景潤澄等人匍匐在地，哭著拜謝王宗弼的活命之恩。 王宗弼雖然沒有發動政變，卻利用“政變未遂”出賣王宗儔，收穫了宦官集團的信任和感激，鞏固了自身既得利益。可以說是很卑鄙無恥了。 連王宗弼的兒子王承班都對身邊人說：“我們家即將大禍臨頭了！” “主戰派”宦官宋光葆提醒王宗衍不要放鬆警惕，“陛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啊！” 宋光葆奏請於嘉州沿江造戰艦五百，招募水軍五千，順長江東下，水陸齊發，攻打襄、鄧，南出江陵，勝則繼進，不利則退守沿江據點；再選三萬精銳，突襲岐、雍之地，東據河、潼，北結契丹，以重金賄賂之，若契丹出兵則已，如若契丹不出兵，我們也可以據守大散關以保證蜀地無憂。 這份出自宦官的軍事計劃相當犀利大膽，核心思想是以攻代守。雖然最終戰略目標仍是迎合王宗衍的割據蜀地，但他的手段卻是用主動進攻代替被動防禦。 如今唐蜀互派使節，簽訂了唐蜀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宋光葆的這份軍事計劃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萬一“友邦驚詫”，我們顏面何存？王宗衍斷然拒絕了宋光葆的奏請。 聽信後唐的花言巧語，相信了和平的謊言，戰略上的嚴重誤判，這是導致前蜀在面對後唐的“閃擊戰”時出現了一潰千里、望風披靡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前蜀的指揮中樞處於癱瘓狀態，因為戰爭爆發時，王宗衍正在距離成都千里之外的秦州度假。 後唐編造和平的謊言，多半也是出於現實的考慮，因為當時的後唐正面臨著契丹的入侵。前文有云，契丹的主攻目標是渤海國，而對後唐實行大面積騷擾遊擊，以牽制後唐軍隊；後唐因此疲於奔命，也就無力伐蜀。 而前蜀卻只看到了表現現象，認為後唐已經無力抵抗契丹的入侵。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後唐絕對不可能打前蜀的主意，在契丹的威脅下，他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尚且難保，所以也就相信了後唐謀求睦鄰友好的誠意。 不懂政治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