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鍋”行動】 同光四年（926）正月十一日，宦官馬彥珪回洛陽覆命，李存勖隨即下詔公佈郭崇韜的“罪狀”，並下令誅殺他留在後方的兒子。郭崇韜一共有五個兒子，郭廷信、郭廷誨隨他同死蜀中，郭廷說被殺於洛陽，郭廷讓被殺於魏州，郭廷議被殺於太原，家產被沒收充公。郭廷誨、郭廷讓各有一個兒子，在親戚的全力營救下得以保全，被郭崇韜的妻子攜養於太原，一代功臣總算留下了一支血脈，沒有斷子絕孫。 郭崇韜忠勤盡節，草昧艱難，扶唐滅梁，又平巴蜀，功不可沒，死訊傳開之後，天下之人無不為之鳴冤叫屈，不僅是中原人，連被他征服的蜀人、外國友人都認為他死得冤枉，“夷夏冤之”。 後世史學家指責他在進入成都之後，“諸子驕縱不法”，大肆收受賄賂，每日運送珍寶財貨的車輛絡繹不絕，家中金銀財寶堆積如山，最後被抄家的時候，這些財寶的泥封甚至都沒有乾透（籍沒之日，泥封尚溼）。意思是說郭崇韜晚節不保，在蜀地迅速地腐化墮落，給人留下陷害他的把柄。 這種說法非常片面。 首先，隨郭崇韜一同入蜀的，只有兩個兒子，郭廷信、郭廷誨，即所謂的“諸子”。 其次，我們反覆強調的，過於郭崇韜收受賄賂的解釋。連李繼岌都相信郭崇韜是在為國守財，穩定蜀地的降將降臣，是統戰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就能合理解釋為什麼等到抄家的時候，“泥封尚溼”，甭管“貪汙”、“受賄”了多少錢，郭崇韜自始至終沒動過一分錢，原封不動地放在那裡。 最後，從郭崇韜進入成都，到他被殺，只有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如果絕大多數都是“泥封尚溼”狀態的話，那麼就有另一種細思極恐的情況了——栽贓陷害。在抄家之前，有人將這批財寶緊急運往郭崇韜府宅，增加“贓款”的數額。 其實關於郭崇韜被殺的表象，我們已經在前文梳理歸納過了，無非就是得罪了幾乎所有人，而他的政治盟友——如孟知祥，在得知皇上動了殺心的時候，也只能是儘量延緩這種想法，勸李存勖不要在蜀地殺人，請求把郭崇韜押回洛陽再說；而在得知劉皇后出教令殺郭崇韜時，也只能是仰天長嘆。 當然，孟知祥能這樣做，已經是仁至義盡了。他明白，自己在李存勖面前還能有所抗爭，而在宦官、戲子、皇后面前，只能是蚍蜉撼樹、螳臂當車。 史書說郭崇韜樹敵太多，對立面太廣，“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就僚宿將，戟手痛心”，滿朝文武都得罪了一個遍，所以橫遭族滅之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最後，《舊五代史》給出蓋棺定論，“功成而名遂，望重而身危”。滅蜀的郭崇韜沒有學滅吳的范蠡、滅齊的樂毅，不能急流勇退，不能明哲保身，值得後世以此為戒。 郭崇韜位高權重、樹大招風，又得罪了宦官，所以……郭崇韜之死真就這麼浮於表面嗎？也不盡然。 宦官集團與其他政治力量之間其實並無本質區別，就拿文官集團來說，“南衙北司”之間給人的直觀感受似乎是水火不容、勢不兩立，其實這只是一種常見的誤區。文官與宦官也有狼狽為奸、同流合汙的蜜月期，大家各取所需，和平共處。 之所以會有這種誤區，是因為只有當雙方發生激烈爭鬥的時候，才會產生一些驚天大案，才會在史冊上留下濃墨重彩的篇章，成為那一時期的歷史流量擔當；而當雙方眉來眼去你儂我儂的時候，即便施展了一些陰謀，也會做得滴水不漏，不會留下波瀾，反倒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南衙北司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徹底消滅對方的意願，也基本不具備這種能力。因為誰都清楚：朝廷不可能沒有文官，皇上也不可能沒有宦官來服侍。所以雙方誰都不可能被徹底消滅。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漢末何進、袁紹和唐末的崔胤，都做過殺盡宦官的努力，最終的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但凡務實的、眼光長遠的宦官和文官，都在努力構建著一種生態平衡，即雙方在保持合作的同時，儘量讓己方勢力佔據上風、掌握更多的話語權，以求集團利益最大化、最穩固。 絕大多數情況下，“南衙北司”之間的爭鬥也是圍繞著話語權、主動權而進行的爭奪。 在李存勖入汴以來的三年裡，文官和宦官兩大陣營紛紛崛起，當二者完成集團內統一之後，勢必會在進一步的對外擴張的過程中產生摩擦和碰撞，這就需要雙方大佬制定出一個新秩序。 一般的，雙方會在這一時期產生大小不一的試探、對抗，幾輪較量之後，就會依照實力的高低自然形成一種南衙北司新秩序，然後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各自內卷，最後一方崛起或衰弱，勢力平衡被打破，隨後重新劃定新秩序……如此往復，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任何一個政治實體，放之四海皆真理。 後唐的宦官集團在李存勖的暗中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