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重誨和韓玫的如意算盤就是要製造外交事故，激怒錢鏐，使他對朝廷口出怨言。眼看這出鬧劇就要謝幕，安重誨不甘心，於是孤注一擲。 韓玫回來後，立刻誣奏一本，說錢鏐割據稱霸，目無朝廷，如果後唐使節對他曲意奉承，就會獲得大量賞賜，否則就只能面對他的冷屁股；還說烏昭遇為了討好錢鏐，竟然向錢鏐行三跪九叩之君臣大禮，還向錢鏐稱臣，更把朝廷的虛實盡數洩露給錢鏐，只為獲得一點賞賜而已。 錢鏐確實給了烏昭遇大量的賞賜，而給韓玫的卻很少，這是因為韓玫欺負烏昭遇，錢鏐看不下去，所以才厚待烏昭遇而冷遇韓玫。 而韓玫則誣奏烏昭遇是靠出賣國家機密的賣國賊，把自己描述成不辱國體的蘇武。 李嗣源大怒，於是不加複查，直接命烏昭遇自盡，同時下詔剝奪錢鏐的一切在身官職，而以太師的名義退休，還把在中原的兩浙使節等官方人員統統抓捕。也有說李嗣源並不知情，這一系列命令都是安重誨的“矯詔”。 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錢鏐如聞晴天霹靂，急忙上疏解釋，其子錢元瓘等也各自上疏申辯。而這些奏章卻被安重誨截留，石沉大海。 剝奪錢鏐的管制爵位，勒令退休，朝廷雖然沒派一兵一卒，但這一紙詔書的威力遠遠勝過千軍萬馬。這就意味著，錢鏐失去了對兩浙地區的合法統治，兩浙地區有陷入內戰的危險。 當然，這種做法的風險也是極大的。因為錢鏐可以藉機自立，也可以向淮南稱臣。後唐朝廷的這封詔書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錢鏐已經治理兩浙三十餘年，政權極為穩定，群眾基礎深厚，並沒有因此爆發內亂。錢鏐完全可以自立，但錢鏐高瞻遠矚，非常務實，沒有選擇稱帝自立，而是非常務實地繼續向後唐朝廷喊話。 在兩浙地區，他名義上雖然只是國王，但實際與皇帝無異，沒有必要再為了一個名義上的“皇帝”稱謂而揹負叛逆的政治成本。 隨後的一年中，後唐內部生亂，安重誨被殺。長興二年（931）2月，後唐再次派來使節，宣佈恢復錢鏐的一切官職爵位，並解釋說此前是安重誨偽造聖旨、阻隔通訊，現已被殺，希望恢復往日舊好。 李嗣源、錢鏐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握手言和，和好如初。 次年（天成三年，932），錢鏐病重，他召叢集臣幕僚，說道：“我大限將至，可兒子們全都愚昧懦弱，難成大事。你們互相推薦一下，看看誰能接替我的職務？” 眾將流淚道：“幼主錢元瓘仁愛孝順，又立有大功，名望甚高，哪一個不願擁戴他？” 此前錢鏐已經明確表示過要傳位給錢元瓘，而且也是經過“民主推選”的，如今只是走個過場，幫兒子鋪路。群演注意配合。 錢鏐將印信等象徵權力的信物交給錢元瓘，對他說：“文武百官都願意擁護你，你一定要用心啊！”隨後又著重強調，“不管中原王朝如何更迭，你都要記住：尊奉中原！” 3月底，錢鏐病逝。享年81歲，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後唐朝廷聽到噩耗，輟朝七日。 死後能獲“輟朝”待遇，是封建時期無比榮耀的一件事，因為並不是每個臣子都能獲此殊榮。 以唐朝為例，一般是三品以上文武官員，且“散官”不再其列，據《舊唐書》，整個唐朝享有輟朝資格的，也不過區區60人左右，包括魏徵、狄仁傑、郭子儀等名臣。 而且輟朝的時間長短也有嚴格的禮制規定，一般是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七日。而“輟朝三日”的居多，其次是“輟朝一日”，兩者加起來佔了總數的90%。我們所熟知的房玄齡、杜如晦是輟朝三日，而魏徵則是輟朝五日。 錢鏐去世，李嗣源為其輟朝七日，這是至高無比的榮耀，夠他在陰間吹一陣了。 太常禮院負責合議輟朝之禮，“輟朝禮”反應了封建等級制度的森嚴，同時也成為皇帝的一種管理工具，表彰忠君愛國積極分子。 禮制，是一種管理工具，而不是情緒表達工具，它不能如實反映君王的內心世界。例如楊師厚去世的時候，朱友貞為其輟朝三日，期間悲痛欲絕，以至於要偷開PARTY徹夜狂歡。 錢鏐年輕時候長期征戰，養成了嚴苛到近乎變態的軍旅習慣。比如他十分機警，一刻也不敢鬆懈，衣不解甲，每當要休息時，都要重新整理一下鎧甲，始終保持戰鬥狀態。 為了使自己時刻保持警覺，錢鏐還發明瞭“警枕”，就是用一截圓木當枕頭，木枕兩邊還墜有鈴鐺，這樣一來，只要他稍微一側頭，腦袋就會滑下枕頭，同時觸發銅鈴，然後就會驚醒。 後來，他用“警枕”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傳來傳去，就傳成了錢鏐從來不睡覺，最後還編出了“不睡龍”的外號。 “不睡龍”的傳說一直傳到了塞外。到了後晉時候，契丹使節出訪中原，期間，契丹使節就無比好奇地詢問錢鏐的近況，“哎，‘不睡龍’現在還是整宿整宿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