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錢嘛，不寒磣。 貪財嘛，這是郭威可以容忍的範疇。 與王峻的久居中央不同，王殷一直呆在魏州，與中央的交集很少，除了貪財重斂之外，倒也挑不出肉刺。 等郭威平定兗州，班師的時候，王殷迎謁於路，郭威賜宴，昔日的革命老戰友、今日的君臣，二人把酒言歡，談笑風生，盡歡而散。 罷黜王峻後，郭威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王殷，生怕他誤會，於是把王殷留在京師當人質的兒子送到魏州，向他解釋寬慰。 王殷內心忐忑不安，於是三次上疏請求赴京朝覲，理由是給郭威過生日（7月28日）。 郭威起初答應了王殷的請求，但很快就意識到這很可能是王殷對他的試探，於是趕緊派使節勸阻。 果如郭威所料，王殷在得到阻止的詔書後，也就順勢答應下來，不再來汴州。 君臣二人也從此產生嫌隙，而把二人關係推向破裂的，是另一位佐命功臣——何福進。 在佐命功臣中，何福進算是一股清流。他在後唐李存勖時期就投身軍伍，以勇武著稱，被選入禁軍，成為一名低階軍官。“興教門之變”時，何福進與符彥卿等大將是為數不多的，拼死抵抗亂軍、保護李存勖的勇士。 明宗李嗣源聽說了他的事蹟後，稱讚他是忠臣，予以提拔，掛職磁州刺史；李從珂時期，率禁軍從討魏州範延光，因功升為防禦使； 後晉被滅時，何福進也被迫隨契丹北上，走到鎮州的時候，聽說了遼太宗耶律德光暴斃的訊息，於是與李筠（李榮）、白再榮等發動了“鐘聲起義”，以佛鐘為號，最終控制了鎮州。當時，起義的主要謀劃者、組織者、實施者都是何福進，但白再榮的職位遠高於他，於是未經嚴格調查的劉知遠就任命白再榮為鎮州節度使，直到一年後，劉知遠才瞭解到了“鐘聲起義”的真相，這才提拔何福進為曹州防禦使。 郭威奉命巡邊時，何福進隨軍出征，成為郭威的部下。郭威南下爭鼎時，僅僅在劉子坡與慕容彥超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激烈衝突，對陣慕容彥超並將其擊潰的，就是何福進、李筠、王彥超等將領。 郭威稱帝后，何福進以佐命之功升許州忠武軍節度使，後移鎮鎮州成德軍節度使。 何福進對鎮州有著特殊的感情，在任上兢兢業業，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一面抓生產，一面抓國防，為後周把守著北大門。契丹非常忌憚何福進，以至於他們南下剽掠的時候，基本都是繞著鎮州走，要麼在鎮州北面的定州一帶，要麼繞到魏州、貝州一帶。 鎮州百姓非常愛戴這位人民好領導、百姓父母官，聯名上疏，請求給何大人建立德政碑。 作為魏州王殷的鄰居，耿直忠正的何福進非常看不慣王殷的所作所為，暗中蒐集整理了王殷違法亂紀的各種罪證。 這年（953）10月，郭威決定於來年春節“有事於南郊”。按照唐朝以來的慣例，郊天的儀式都是在洛陽，後梁的朱溫開啟了在汴州郊天的先河。郭威有些犯難，於是請宰相等討論汴州郊天是否妥當。 實際上對汴州郊天的討論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辯論。洛陽代表著大唐，道統之所在；汴州代表著朱溫，代表著篡逆，法統保守爭議。 宰相們迎合郭威的心意，說天子在哪兒，神靈就在哪兒，跟洛陽不洛陽的沒關係！於是郭威下令在汴州的南郊興築神壇，派宰相馮道前往洛陽，迎請皇家祖廟的牌位和社稷神的牌位。 如此大張旗鼓地“有事於南郊”，還有另一個目的：誘騙王殷到京師。“有事於南郊”的意義跟皇上的登基大典相差無幾，一般來說，天下藩鎮諸侯都要親臨現場，參與盛會。 在何福進呈獻的王殷罪狀中，郭威更關心的是他的“不臣”，而不是“不法”。即便沒有“不臣”，也要關切是否有“不臣”的苗頭或潛力。 比如，在黃河以北，軍事調動或財政度支等，郭威必須使用正式的詔書才能生效，而王殷只需一句話。乍一看好像沒什麼特別之處，似乎王殷只是在河北地區擁有了與皇帝一樣的權力，其實不然。 因為詔書的頒佈是對皇權的一種嚴格限制，皇上的真實意圖在變成詔書的過程中，會打一定的折扣。一般來說，皇上想釋出某個命令，要口述給翰林學士，然後由翰林院起草詔書，在這個過程中，翰林學士會對皇上的意圖進行論證，如果他們認為有不妥之處，就會進行抗辯、修改，甚至拒絕起草。 比如李存勖當初想把後蜀君臣斬草除根，下詔殺王宗衍一行人。結果“一行”就被宦官私自改成了“一家”。 也就是說，如今在黃河以北，王殷不受任何約束，一言九鼎，而郭威則會受到層層限制。王殷在權威遠遠大於郭威。 這足以令郭威感到不安，但僅憑這一條，也不足以證明王殷心懷不軌，更不能成為誅殺王殷的理由。 所以郭威只是把王殷扣留在了汴州，任命他為京師內外巡檢，留校察看。 如果此時的王殷能夠明白急流勇退、明哲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