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峻聽說後，飛書上奏，說我之所以逗留，不是畏敵不前，而是避敵鋒芒。晉州城池堅固，不是那麼容易被攻克的，而劉崇此時士氣正盛，不宜與之正面硬剛，只需等待些許時日，他們久攻不下，士氣衰減，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那時我再突然殺入，敵人必然土崩瓦解。 在奏章最後，王峻又指出：陛下剛剛登基，不能輕易離開汴州，一旦御駕親征，那慕容彥超趁虛進入汴州，我們豈不涼涼？ 看罷奏章，郭威抬手給了自己一計耳光，“我怎麼這麼糊塗！”當即宣佈取消親征。 王峻從汴州出發一個多月後，才緩緩來到絳州，又過了五天，才向晉州徐徐進發。 在絳州與晉州之間，有個叫“蒙阬”的地方，地勢最為險要，一面是懸崖峭壁，一面是濤濤河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王峻最擔心劉崇會在此駐紮重兵，他忐忑不安地等待探馬的訊息。很快，探馬來報：蒙阬無一兵一卒駐紮，前鋒部隊已經安全透過。 王峻激動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劉崇真是不會打仗，大事可成！” 此時，已經是農曆臘月，天寒地凍。北漢與契丹聯軍在晉州北面駐紮了五十多天，沒有取得任何收穫，周圍的百姓也已經將人員和物資進行了轉移，聯軍失去了供給，又逢大雪紛飛，聯軍士氣低落。 劉崇尚有一絲消滅後周的信念支撐，可契丹軍是“僱傭軍”，是需要看到短期高額回報的政治投機商。相比較而言，契丹軍隊計程車氣更加低落。 當王峻的援軍越過蒙阬的訊息傳來，契丹大軍立刻燒燬營寨，連夜撤離。失去強力盟友的河東軍，士氣也瀕臨崩潰。 王峻大軍進入晉州戰場，諸將紛紛請求出戰，然而王峻按兵不動，等到第二天才派藥元福、康延沼等人率騎兵攻擊。 失去契丹盟友的北漢軍隊潰不成軍，死傷慘重。康延沼擔心遭遇埋伏，停止追擊，坐視北漢殘軍敗逃。 藥元福指出，劉崇傾全國之力、攜契丹援軍而來，志在吞併晉、絳，如今，他們氣力耗盡，如果不能趁此機會殲滅其有生力量，勢必後患無窮。 然而其餘將領都不打算追擊，總司令王峻也派來使節，命令班師。 就這樣，北漢第二次南下又以失敗而告終。 王峻的謹慎保守是有原因的。軍人要考慮的如何打的問題，而政治家考慮的是要不要打的問題。 首先，是從軍事角度考慮。 如王峻所說，晉州城池高大堅固，不會被輕易攻克。那麼太原呢？太原的城防體系比起晉州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後周取得了晉州戰場的勝利，以目前的實力，後周絕不可能一口氣吞併河東。 軍人和政治家都該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不能被一次勝利的喜悅衝昏頭腦而變得魯莽冒進，也不能被一次失敗的沮喪打擊得蔫頭耷腦。 其次，是外交的籌碼交換。 郭威的敵人不僅僅是河東劉崇，如王俊提到的，東面還有個兗州慕容彥超，他是後周境內的定時炸彈； 除此之外，淮南自後漢時期就蠢蠢欲動，欲借中原內亂趁火打劫； 當然，後周考慮的最多的，是中原人民的老朋友——契丹。郭威並不想與契丹徹底撕破臉皮，當今階段與契丹的矛盾升級，不符合後周的總體利益。 自唐末以來，特別是耶律阿保機建國以來，契丹始終是中原無法忽視的一股力量，契丹對中原的政治態度將對中原王朝產生嚴重的影響。而契丹的這種影響主要是源自其攪屎棍的角色定位。 契丹不是中原事務的仲裁者，而是拿著北漢敲後周的竹槓。價格跟北漢的實力直接掛鉤，如果北漢實力強，那麼契丹就可以漫天要價，直至像幫助後晉滅後唐一樣；而現在，北漢是爛泥扶不上牆，所以後周把價格調低到了每年十萬貫。 十萬貫在當時是個什麼概念呢？就在今年（951）的4月，郭威剛剛下了一道詔書，規範了部分地方官員的薪水，正好可以參照一下： “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元隨二十人。” 而河東劉崇因為國力虛弱，北漢的公務員工資更低，宰相每月一百貫，節度使每月只有三十貫。 另一個參照，就是在郭威南下稱帝的時候，劉承佑給部隊官兵發放的犒賞，每人一次性賞賜二十貫。二十貫雖然不多，但別忘了這是每人都有，部隊的人數要成千上萬的，就算只有一萬人，也是二十萬貫，這還只是按士兵和低階軍官計算，高階軍官可不是二十貫能打發的。 可以想象，如果區區十萬貫錢就能換一個天下太平，那麼無疑將是後周的偉大勝利。 所以只需要讓劉崇無法實現預期目標，讓他無功而返，把他的孱弱無能暴露給契丹，就是郭威的最大勝利。 而如果郭威窮追不捨，給予契丹軍隊重創，就會激起契丹內部的主戰聲音，新登皇位的耶律璟即便想收手都不可能阻止，戰爭機器一旦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