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急之下，李仁達再次改名為“李達”（避吳越王錢弘佐的諱），派使節前往吳越國，向吳越國表示稱臣歸附，並請求派兵援救。 史學家對李仁達的評價非常低，“陰陽反覆，所至稱臣，屢變名字……漢呂布、晉劉牢之視仁達為近之矣。”李仁達跟著名的“三姓家奴”呂布有一拼，典型的有奶就是娘，四處喊爹的狼崽子。 不僅是後世史學家罵他是反覆無常的小人，在當時就有很多人鄙視他的無恥行徑，比如吳越國，李仁達可謂是聲名狼藉，在接到他的稱臣請求後，滿朝文武幾乎一致反對。 不久前，吳越國受建州王延政之邀南下，卻在建州城外遭到王延政的反殺，讓吳越國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有了上次建州之戰的教訓，吳越國大臣們對這次福州的邀請更加謹慎。 如果敗了，那肯定是傷財惹氣賠盤纏；可如果贏了，吳越國就能得到好處嗎？李仁達向淮南稱臣，結果還不是與淮南兵戎相見，危急時刻再向我吳越國求援，誰能保證我吳越國不是下一個淮南？不可不可，不可援助。 再者，淮南已經吞併了閩國五州之中的四州，只剩福州李仁達苟延殘喘，且已經被攻克外城，陷落幾乎已在旦夕之間，從軍事角度上說，援助福州也是要面臨極大困難的。 風險高，收益小，所以援助福州是筆賠錢的買賣，不能做。 然而關鍵時刻，一個叫水丘昭券的人發言了，他力排眾議，堅決主張援助福州李仁達。 水丘昭券的境界更高、格局更大、眼光更加長遠。正因為福州危在旦夕，所以我們才必須不惜代價，抗淮援閩！ 在閩國的整個內戰中，“江淮雙雄”持續干涉，如今淮南已經控制了80%的閩國，唯有福州一城尚在抵抗，倘若福州淪陷，就意味著淮南獨吞了整個閩國，同時也就是意味著吳越國變成了淮南的“國中之國”。在地圖上看，吳越國的北、西、南三面都被淮南包圍，僅有東面與大海相鄰。這對於吳越國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既然福州願意抵抗，願意充當抗淮的前線戰場，我們出錢、出裝備、出兵，也是值得的，畢竟仗要去別人家裡打，慶功宴可以在自己家裡喝。 另外，福州向我們稱臣，先不管他是否有誠意，起碼是向我們稱臣歸附了，而我們卻見死不救，那麼將來誰還願意向我們稱臣歸附？吳越國將以什麼形象出現在國際政治舞臺呢？ 總之，水丘昭券“抗淮援閩”的主張與我們當初的抗美援朝有異曲同工之妙。 英雄所見略同，此時的吳越王是年僅18歲的錢弘佐，18歲的年齡血氣方剛，正要施展拳腳幹一番大事業。 錢弘佐像極了赤壁之戰時的孫權，他的本意也是偏向於出兵抗淮援閩的，沒想到朝堂之上群臣一片反對之聲。正當錢弘佐生悶氣的時候，水丘昭券的一席話正中下懷，再看水丘昭券舌戰群儒、侃侃而談，分析地頭頭是道，於是當即宣佈道： “唇亡齒寒，春秋大義，都不允許我們見死不救。我既然身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如果連鄰居的災難都不能解除，還稱什麼‘元帥’？我意已決，抗淮援閩，再敢異議者——斬！” 於是派出三萬大軍，海陸齊發，馳援福州。 吳越援軍的及時到來，為福州李仁達注入了一針強心劑。李仁達迫不及待地聯合吳越援軍對南城的淮南佔領軍發動反撲，結果失敗，導致福州完全被包圍，從此中斷了與外界的聯絡。形勢更加嚴峻。 眼看福州的陷落只差臨門一腳，淮南又分兩批次大規模調兵派往前線，先是徵調董思安、留從效；後徵調信州刺史王建封。 在相持階段，淮南軍隊反而討不到便宜。淮南在福州前線的總司令是王崇文，但無論是“四凶”陳覺、馮延魯、魏岑，還是降將留從效、“先登之功”王建封，都不聽從王崇文的號令，各軍各自為戰，互相爭搶功勞，人數雖眾，卻是一盤散沙，相互之間沒有照應，將士之間也因此離心離德。 這場福州之戰從946年的8月開始，到11月吳越國出兵，陷入僵局，淮南深陷福州泥淖，一直持續到了947年的3月。在此期間，耶律德光取得了第三次晉遼大戰的勝利，入主汴州，後晉滅亡。 陳覺矯詔出兵，強行開團，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挑起了一場錯誤的戰爭，打亂了李璟聯合契丹、夾攻後晉的既定方針，使得淮南錯失染指中原的最佳時機。 然而淮南得到了什麼呢？ 淮南收穫了大紅大紅的財政赤字。龐大的軍費開支遠超李璟的預算。 淮南的杜昌業曾在淮南做兵部尚書兼判省事，“判省事”就是負責政府的日常運轉，可以接觸到國家的賬本，後來外放到江州做觀察使，在946年11月被調入中央，任吏部尚書兼判省事。當杜昌業重新查閱相關檔案時，當場搖頭嘆息，說我這才離開幾年，國庫竟然消耗了一半，這還了得！ 福州戰場剛剛轉入僵持階段，淮南的國庫就消耗過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