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時，雖有三鎮連叛，後蜀、契丹、淮南亦摩拳擦掌，然而都只傷後漢皮毛，未及筋骨。後漢的致命傷是內傷。 劉知遠匆匆建立後漢，又匆匆去世，給兒子劉承佑留下了一個百廢待興的爛攤子，同時也留給他一套初具人形的領導班子。 之所以說是初具人形，是因為這套領導班子有如下幾個特點： 1，架構較為完整，俗話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該有的組織架構都有，但是稱職與否就另當別論了； 2，是後漢政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也就無限忠於後漢朝廷，竭盡全力維護目前的權力體系和利益分配模式； 3，組織內部成員幾乎全是“速成班”，根基淺、底子薄，骨子裡存在極強的自卑心理，而極度的自卑又導致了固執己見，行事風格較為偏激； 4，一般來說，凡是同時具備上述三點問題的，必然會存在這個問題：內鬥。 前文有過交代，劉知遠的託孤重臣之間，存在著比較深的矛盾，而且他們絲毫不加掩飾，因此不能稱之為“勾心鬥角”，對比一下唐末的政治鬥爭，即便是宦官田令孜，也懂得運用一些陰謀詭計，佈局設套，跟學霸宰相們周旋博弈，雖然烏煙瘴氣，但客觀來說，還是值得玩味的。 而發生在後漢朝廷的核心權力圈內的爭鬥，就已經有些侮辱“勾心鬥角”這個詞了，不加偽裝、不要濾鏡，雙方坦誠相待，態度明確，就是“CNM我弄死你。” 除此之外，託孤老臣與幼主劉承佑之間也存在著尖銳而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也是所有“開國皇二代”們需要面臨的共同問題， 將相不和、君臣生隙，這才是導致後漢迅速走向滅亡的原因。 後漢是建立在晉遼大戰的廢墟上，歷史沒有給它小火慢燉的時間，只能是大火爆炒。為了迅速穩定局面、恢復秩序，後漢給人留下了“漢法嚴酷”的觀感。 關於戰亂對百姓生產和生活造成的影響，已經毋庸贅述，中原地區的自然災害也並未減少，在劉承佑時期，黃河再一次決口，蝗災、水災、旱災並沒有因改朝換代而另擇新歡，它們依然對中原這塊兒苦難的土地不離不棄。 百姓們民不聊生，於是選擇背井離鄉，或是聚眾為盜。群盜們打家劫舍，剽掠郡縣，轉戰各處，比如前文提到的南唐李璟，就趁機在邊境一帶招降納叛，引誘後漢控制的淮北地區變民。 劉知遠為了抵禦契丹，安撫歸順自己的藩鎮，也不得不毀家紓難，給予將士們豐厚的賞賜，導致國庫空虛，赤字嚴重，不得不變賣後宮財寶，連皇后的首飾都要變賣。 鎮壓民變，撫平財政赤字，成為後漢政權亟需解決的內政難題。後漢的領導班子於是就採取了簡單粗暴的辦法。 比如，後漢出臺了最為嚴苛的法律，規定：凡是參與偷竊、搶劫的，無論數額多少，一律判處死刑。 宰相蘇逢吉親自起草該條法律，做了進一步的更正，使之成為有史以來最嚴酷的法律：盜賊本人及前後左右的鄰居，包括“一保”之內的居民，全族處斬！ 偷個東西，不僅小偷本人被殺全家，他的鄰居也要殺全家。 這是借鑑參考了“保甲連坐”制度。在中國古代，關於“保”的定義略有不同。在唐末，四戶為“鄰”，五戶為“保”。總之，只要有一個人犯法，官府的起步價是誅滅五戶。 草稿擬定後，招致了一片反對聲。蘇逢吉這才迫不得已，恨恨地將“全族”二字抹去，鄰居就不用殺全家了，但家長還是要殺的。 在這條法律的指導下，山東、河北等匪患最嚴重的地區，發生兩起駭人聽聞的案件： “平陰縣屠村案” 鄆州刑警大隊長（捕賊使）張令柔破獲了一個違法犯罪團伙，順藤摸瓜，追查到了平陰縣（今山東省濟南市平陰縣），然後無情屠殺了十七個村的數百名村民。 “衛州冤案” 在衛州，發現了盜匪，人民群眾自發地組織抵抗，趕跑了盜匪，有十幾個熱心市民前往追趕，結果盜匪逃入山林，不見了蹤跡，這時候，刺史葉仁魯帶兵趕到，一口咬定這十幾人就是盜匪的同夥，不聽辯解、不予調查，直接將他們的腳筋挑斷，然後拋棄在這深山老林，十幾人哀嚎慘叫，過了好幾天之後才死。 衛州冤案發生後，宰相蘇逢吉不僅沒有責備衛州刺史葉仁魯，反而將葉仁魯同志樹立為優秀典型，公開點名褒揚，號召全國官吏向葉仁魯同志學習。 堂堂帝國宰相，一般人印象中文弱、寬厚、包容的迂腐書生，尚且嚴酷無情至此，何況是目不識丁、握手刀槍的武將！ 在“向葉仁魯同志學習”的號召下，各級地方官本著“寧可錯殺三千，絕不使一人漏網”的宗旨，製造了無法統計的冤假錯案。 蘇逢吉雖為文官，但他嗜殺的性格很早之前就暴露了。劉知遠未稱帝時，每當過生日或偶有小疾，就會讓蘇逢吉“靜獄”，類似於大赦天下，只不過是在他管轄的一畝三分地之內，把官府積壓的案件處理一下，能結案的必須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