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講述閩國和南楚滅亡史的時候，已經穿插了淮南的身影，作為南唐的第二代君主，李璟出兵分閩吞楚，忘記了齧指之痛，更把先父臨終前的諄諄教導拋到了九霄雲外，而其後果也如徐知誥所料，無一例外，全是得不償失。 徐知誥臨終前，生怕李璟不能領悟自己友善外表下包裹著的雄心壯志，又特意囑咐道：“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 交代完後事，徐知誥終於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歷史上給予了徐知誥相當高的正面評價，比如我們所熟知的愛國詩人陸游（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陸游同志說徐知誥“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因為徐知誥“生長兵間，知民厭亂”，作為統治者，徐知誥深知戰爭給百姓帶來的災難，所以他一直“仁厚恭儉，務在養民”，瑞典皇家科學院欠他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陸游給徐知誥的蓋棺定論是“有古賢主之風”，簡直堪比堯舜禹湯文武。 《江南野史》說徐知誥自從架空徐氏以來，數十年間只與吳越國發生了一次軍事衝突，而且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且記載說徐知誥經常宣揚自己的普世價值，“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於草野乎？”還是一副和平主義仁義之君的形象。 《十國春秋》的評價相對來說比較客觀，不吹不黑，既充分肯定了徐知誥的豐功偉績，也沒有迴避他不光彩的上位之路： “煢煢一身，不階尺土，託名徐氏，遂霸江南。挾莒人滅鄫之謀創，化家為國之事……息兵以養民，得賢以闢土，蓋實有君德焉。” 莒人滅鄫，是春秋時候的典故，一言以蔽之，異姓奪江山。 淮南的君臣在歷史上的評價往往會呈現兩個面貌，說到底，是那句至理名言：歷史都是勝利者書寫的。 淮南（南唐）最終在徐知誥的孫子——南唐後主李煜時，被中原王朝（宋）所吞併，而且淮南勢力自從唐朝末年以來，就始終是與中原王朝水火不容的死敵，那個時候，朱溫還蝸居在汴州，而楊行密也剛剛佔據了宣州，並以宣州為革命根據地，與巨賊孫儒爭奪揚州，從那時候（889年）起，雙方的樑子就結下了，而當歷史的程序正式進入五代（907）時，淮南又勇挑“殺豬聯盟”重擔，成為國際反朱滅梁同盟的扛把子、急先鋒。 後文也會詳述，在雄才大略的後周世宗柴榮的統一大業中，淮南也是一塊兒響噹噹的硬骨頭。 所以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上看，淮南是拔了茅房蓋樓房——起根兒上就是臭的，糞坑裡的磚頭——又臭又硬，是頑固不化的反動派、阻礙國家統一的反革命分子，中原的史官不去刻意抹黑淮南君臣，不把徐知誥罵做桀紂口誅筆伐，就已經是堅守道德情操和職業底線了，就不要奢望他們能把徐知誥誇做堯舜了。 而敢於稱頌徐知誥的陸游，遊神是兩宋交際時期的人，這個時期尤為重要，首先來說，這個時期談論淮南已經不再是政治禁忌，好比新中國以後褒貶大清，隨你嬉笑怒罵；其次，當時朝廷南遷，北宋滅亡、南宋建立，國家中心從傳統的中原地區轉移到了江淮地區，如果此時再把淮南人當做“外人”甚至是“敵人”的話，顯然不合適，也該誇誇人家了，畢竟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在評價徐知誥的時候，有一種說法非常值得商榷，或者說非常容易引起歧義，那就是說他“崇通道教”，以致於才56歲就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一提起崇佛通道，難免會勾起讀者的聯想，歷代昏君佞臣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現在眼前，只在五代十國時期，就有諸如高駢沉迷修道崇信呂用之等等荒唐離奇的故事。 然而徐知誥雖然也服用仙丹，卻不見他因此荒廢政事的記載，也沒有親近呂用之式人物的記載，更無因此而禍害百姓的傳聞。相反，他與道士們聊天的主要內容，竟然是如何治理好國家，比如徐知誥與道士王棲霞的一段對話。 王棲霞，史料上只記載說他是今天的山東人（生於齊魯），又名王敬真，字元隱，不知他是不是今天的山東省煙臺市棲霞市人。此君是名副其實的神童，七歲時以神童及第，及第那年是公元889年，冥冥之中似乎與淮南有不解之緣。 後來為了躲避戰亂，王棲霞從山東南遷到了淮南，跟隨道士聶師道一起傳揚道法。隨後又來到茅山，跟從得道的高人鄧啟遐學習《大洞真經》。 聶師道是唐末的著名得道高人，中國道教名人。歙州人士，楊行密爭霸淮南時，其得力干將田頵、陶雅圍攻歙州，經久不下，歙州外無援兵，城中糧草又斷絕，於是打算議和，然而此前的戰鬥中，守軍讓田頵、陶雅損失了不少兵馬，城中竟然無人敢出城充當談判代表，時任歙州刺史裴樞（後來的大唐宰相）為此大傷腦筋，這時候，道士聶師道卻自告奮勇，為守軍充當談判代表。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