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遠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他的冷酷無情和言而無信，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鎮壓魏州杜重威。先是在汴州將已經繳械投降的一千五百幽州兵集體屠殺，之後在以紅標頭檔案的形式承諾赦免張璉的情況下，仍然將投降的張璉及其部下全部誅殺，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叛亂分子杜重威，卻被赦免。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就此事展開評論，說他繁臺之誅殺是不仁；殺張璉是無信；赦杜重威是“非刑”。 “仁以合眾，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最可恨就是這後半句，後漢國運不長、很快滅亡，活該！ 《舊五代史》則相對比較含蓄委婉，對劉知遠的蓋棺定論是：“雖有應運之名，而未睹為君之德也。” 翻譯過來比司馬光的一句“活該”還氣人呢：給你機會，你不中用啊！ 無論是《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還是《資治通鑑》，均是北宋時期成書。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奪了後周柴氏的江山，出於對柴家人的愧疚，太祖爺立下遺訓：厚待柴氏子孫。因此在描寫北宋末年農民起義的《水滸傳》中，“小旋風”柴進才能成為全國問題兒童收容所。 所以宋朝雖然搶了柴氏的江山基業，但與大部分王朝更迭不同的是，北宋不僅沒有抹黑、否定後周，反而是對它充滿感恩和愧疚。 柴氏的江山繼承的是開國皇帝郭威的衣缽，就是這位劉知遠的嫡系親信、託孤重臣。但郭威並非直接從劉知遠手中接過了皇位，而是在中間夾雜著一位劉承佑，敲黑板、劃重點：劉承佑殺了郭威的全家。 郭威與劉承佑和他代表的後漢政權之間，有著殺全家的深仇大恨。 關係就理清楚了：宋朝感恩後周，後周與後漢有深仇大恨。所以宋朝對後漢的態度不敢說是仇視，起碼也絕對不可能是愛慕。這種態度決定了宋朝史官在對待劉知遠的瑕疵時，可以秉筆直書。 劉知遠撒手人寰，給後繼者劉承佑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其實這已經不能算是爛攤子了，應該說根本就沒有攤子，只有爛。如果說劉知遠是地獄模式開局的話，那麼劉承佑就是在地獄的地下室開局了。 後漢艱難處境的外部表現為內憂外患，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其成長過快，典型的政治暴發戶，後漢劉氏集團極度缺乏歷練，驟升高位，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一時間還無法準確適應自己的新角色。 君不似君，臣不似臣。 也正因這種角色的突然轉換，導致了利益再分配的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爭權奪利的內耗現象。雖然後漢面臨諸多的內憂外患，但最終導致它滅亡的，就是來自集團及內部的內訌，這是最令人唏噓的。堡壘最終是從內部攻破的。 下面，我們將一睹後漢瓦解的全過程，首先歡迎來到劉承佑的地獄地下室： 後漢劉氏集團的江山得來的太過容易，只有史弘肇率領先鋒部隊在潞州、澤州比劃了兩下，劉知遠就順利進入汴州，隨後的魏州之戰，契丹因內部問題而主動撤退。劉知遠得天下的過程跟李從珂基本類似。 但李從珂好歹是先帝的養子，而劉知遠則與先帝沒有半毛錢的血緣關係。 也就是說，後漢劉氏集團所面臨的問題應該比後唐李從珂還要困難，可就在此基礎之上，劉知遠匆忙去世，18歲的劉承佑即位。各方勢力更加不買劉承佑的賬了。所以劉承佑的窘境雪上加霜。 為了幫劉承佑壓臺，蘇逢吉、楊邠等在劉知遠死後秘不發喪，而是先矯詔誅殺杜重威，除去帝國心腹大患，繼而矯詔封劉承佑為周王，然後才宣佈先帝駕崩的訊息，並讓劉承佑柩前即位。 據他們說，去年年底，先帝打算改元，便徵求大臣們的意見，中書省最後草擬了一個年號“乾和”，寓意天地人和。結果先帝提起御筆，硃批改為“乾佑”。所以很明顯啦，天下是俺兒劉承佑的。 因為父親去世，兒子要守孝，所以新皇帝一般只是即位，但不能立即親政。但是新皇帝不可能真的像一般臣子那樣，守孝兩三年，所以人們就發明了一個規矩：天子守孝，一天頂一年，也有的說一天頂一月。也就是說少則兩三天，多則一個月，新皇帝就可以走上工作崗位了。 幾天後，群臣上表，懇請劉承佑聽政。照例詔不允。然後群臣“凡四上表”，劉承佑這才“從之”。 劉承佑接見群臣，然後尊母后為太后，隨後，便著手處理朝政。 為了爭取支援和認可，劉知遠、劉承佑都秉承了普惠政策，雨露均霑，兩位皇帝的“本紀”中，很大一部分篇幅是記載對天下各藩鎮的封賞。 劉承佑新登天子之位，對皇親國戚們如劉信、劉崇、慕容彥超等；對開國元勳們如史弘肇、郭從義、竇貞固等；對前朝功勳如高行周、安審琦、符彥卿等；甚至對前朝“危險分子”如李守貞、李彝殷等；對“俊傑派”人員如武行德、薛懷讓等……全部加官進爵。 新天子登基，各級文武百